周其仁：中国经济持久增长的挑战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宏观政策确定了基调，调结构促消费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的两大主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回升向好，但国内外经济环境仍然十分复杂之时，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中国的宏观经济去向何方，这成为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焦点。为此，本刊刊发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文章，以飨读者。

经济学家的工作不是做预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重要的不是预测的结果，而是根据什么预测。看经济形势乐观很容易，悲观也很容易，客观很难。下面，我尽可能客观地对当前经济形势做几点判断。

货币太多会造成不可持续的繁荣

研究宏观经济，首要是看货币。今天世界主要国家发行的都是法定货币。所谓法定货币，就是政府脱离了任何贵金属的约束，只要政府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印钞票。

同时，世界主要国家都实行民主选举，也就是执政者的上台与下台都取决于老百姓手中的选票。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经济差的时候，政府很容易做出决定，扩大货币供应，提振经济。印钞在短期内是没有任何代价的，无非是多印了钞票。与民主选举相伴的还有任期制，任期制是有很大问题的，常常短视，把麻烦留给下一任政府。

因此超发货币情况下所谓的经济形势好，企业家们一定要清楚，那并不是真实的繁荣，里面布满了陷井，是印票子印出来的。放货币很开心，可抽货币是极其痛苦的，那意味着大萧条。对此，我作为经济学家其实是蛮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人类缺乏自律。

过去几年的繁荣，主要还是我们基础货币太多了。银行发行了太多货币，让这个社会“不差钱”。

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首先要防止的是“超跌”，普遍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现在下任何结论都太早,要灵敏地跟踪变化,同时对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也要注意控制。

中国经济继续持久的增长,最重要的不是跟着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培养国内市场等体制性改革。

开辟商路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中国企业乐意做海外市场？除了外需的扩大，另一方面就是中国自身的市场环境将他们推向外。这是因为汇率预期与相对价格指引，也是因为“出口生意好做”。远大集团的例子很有代表性，该公司6个人做的海外业务量和220个人做的国内业务量是相当的。那是因为做国内生意竞争激烈，杀价无情，还要跨地域管理庞大的营销网络，遇到景气指数波动，收货款都困难。而外销订单，一是订货数目巨大；二是回款信用好；三是交易简便，签了合同，发传真就可以做生意。

现在外需不振，很多企业又要转而做国内市场，内需是有的，关键是要开发它。

企业回头再来做国内，就需要国内那套商业环境有所改变。需要建立民间的商业信用和商品网络，这方面阿里巴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确实看到国内一些需求是因为商业通道营销和我们的商业服务效率低被人为抑制。很多人到香港购物，在香港买中草药，就是因为假的可能性低。从这点就可以看到内地商业通道有差距，不是老百姓没有钱，而是老百姓消费没有释放出来。

比较而言，商路的开拓和结构调整应该成为2010年的主攻方向，因为这个问题早晚要解决。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利用两百年西方成熟的网络，因为经济增长最后目标是要提高人民，特别是包括本国人民的福利水平，让他们得到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从生产到最后的消费，中间就是这套商道，它不但是硬件，更重要的是软件，它里面包含大量新的知识。我相信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大多数起家时都是农民，他可以通过学习造成各种各样的产品。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通过学习曲线的变动，增加商业方面的知识，通过一个良好的商业通道来把我们已经强有力的加工能力组合起来，变成振兴经济，保增长，调结构的积极力量。

同时，我认为调整是必定的。未来2-3年，主要经济体将在波动中实现调整，减缓原来的不平衡，并形成新的不平衡。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有利，因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创伤不大，机会就会相对多一些。

扩大内需可以以城市化带动农村转型与建设，改革征地制度，启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以“城乡建设”带动内向经济的增长。中国应该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加大体制政策的改革，比如建立收入大分配的格局，调整政府税费、行政垄断行业的准入和加大公共财政的开支。

城市化提速带来的红利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世界还低一大截。全世界平均有28%的人口住在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日本是全球最高的44%，美国是42%，中国只有15%。所以中国的经济叫做“工业化超前、城市化落后”，而没有城市化的发展，没有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单靠工业化是无法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

城市化可以带来很多机会。现在北京12条地铁一起建设，我看基本是对的，哪个国家经济箫条还堵车？中国现在是堵着车参加经济箫条的研讨会，说明城市基础设施还严重短缺，中国不是美国，发展阶段还早呢。

对于目前国内的需求,我更倾向于强有力的城市化需求。但围绕城市化的这一波投资,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的教训就是“修了路没有车跑,不继续修路增长速度就下去了,再修修什么？”

不仅财政投资驱动的力度重要,结构、方向也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给未来的需求做准备。整体看,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需要的投资是惊人的。

这里面中国是有机会的,问题是怎么样把财政政策,用到对将来有需求的方面去,这是财政政策长远的一个挑战和考虑。

从买产品到买方便

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必将开始不怎么买东西，而要买“不是东西的东西”了。为什么呢？人们收入增加的同时，时间成本也在增加。时间这个变量是很值得研究的，再富有的人，一天也就24小时。这意味着单位时间越来越贵，于是人们不仅要买东西，还要方便的买到――服务，其实就是买方便。

我非常同意万达老总王健林讲的“无口袋消费”，一个人从商场出来看上去什么都没买，但他买到了休闲，看了电影，锻炼了身体。所以从收入变化开始，人们逐渐买奢侈品，买一些实用价值不大的东西，再往后什么东西都不买，就买感觉，买体验。

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结合。制造业服务化，同时服务的供应也要制造业化。一对一的服务很容易提供，批量服务的质量是很难控制的。这个趋势是非常重大的变化，意味着几万亿的商机。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这两个轮子，必将把中国经济推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