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是二流的么？

「内容提要」本文整理了笔者对于关于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问题的粗浅思考，同时收录了数位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对文中相关问题的评论。

「关键词」：中国问题、经济学研究、内生经济政策

近日国外主要媒体纷纷报道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极有可能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老师是我在经济中心硕士论文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作为在芝大经济系就读的一名中国学生，我真的感到特别高兴，也特别希望这个消息会最终得以证实。

林老师一贯认为中国的发展转型过程是人类一次伟大的社会自然实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和宝贵的素材，甚至可以提供“改变、放松现有理论框架中基本暗含假设”的机会[1].所以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经济中心的学生去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对此观点，就我所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覆盖了从全力赞同到全盘否定的整个光谱。我自己对一般纯理论本身兴趣依然浓烈，同时写的大部分论文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内生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所以有时候会直接涉及到中国问题。在如何看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这件事情上，我和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学子一样，都曾经有过迷茫，特别是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觉得就更有必要想清楚，所以正好借此机会系统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首先必须承认，即使撇开中国问题，对于不同经济学分支和学术选题的重要性，不同的经济学家向来有着不同的品味偏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属于艺术判断，学术界很少能达成非常广泛的共识。这一点我也感受颇深。芝大经济系的不同教授之间经常批评对方的研究，甚至非常尖刻，毫不留情。在三年级时，我曾一度拿着自己的论文去给系里很多老师看，去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明智），老师们都比较热情，但是结果常常令人沮丧，听到了很多批评。后来Lars Hansen教授对我说：“Yong，你不要指望这里所有的老师都会喜欢你的文章，在这里历史上最好的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办不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只要能有超过两个老师真正欣赏你的论文，那就足够好了。”事实上，在2007年美国经济学年会期间，普林斯顿的Sims教授甚至当场公开猛烈批评质疑当届AEA 主席Sargent 和Ely 讲座主讲Hansen两位教授关于Robust Control的整个研究的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说，就选题本身而言，永远不可能有共识。何况，百家争鸣对学术来说本来就是好事。

其次，在纯理论层面上，比如decision theory ，博弈论与机制设计，契约理论，或者计量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本身几乎是不带有任何明显的国别特点的，而且对经济学科具有工具性的重要意义[2].但是有种观点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一流的，而所有运用或者验证这些理论的应用研究都是二流的。依照这种观点，研究中国的问题就最多属于二流了。这是很强的个人偏好，我并不很认同，而且这显然也不是国际主流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学界的确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3].事实上，很多时候纯理论发展的灵感也是直接来源于到各种现实观察与应用研究的启发和矫正，理论研究也因而能够不断保持生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4].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应用性研究中，研究中国问题是否意味着必然是二流学术。有些观点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尚不是主流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家极少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是二流的。这种观点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颇被留美的中国青年学子接受，比如一个事实就是过去的15年间很少有哪个jobmarket star 的求职论文是做中国问题的。坦率地说，我曾经或多或少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细细一想，以是否已经主流为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这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纵观经济思想史，太多太多的新学说都是在违背当时主流假设或者范式下做出的。不看具体研究的实质内容和方法以及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强弱，单凭研究素材是否中国化，就武断地否定或贬低其研究价值，我认为是不符合经济学的科学精神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将经济学普遍原理应用到国别问题研究之中，或者是从一些国别现象中提炼出有趣的经济学创见加以一般化，或者是用国别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理论，这些即使在目前最活跃的举世公认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像Acemoglu，Banerjee，Grief，Maskin ，Murphy ，Myerson，Shleifer，Townsend ，Zingales等等。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在JPE ，AER，QJE等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近年来也频频出现[5].

芝大的老师们特别强调好的研究不是炫耀数学技巧而是要能带来新的“经济学”见解。在我自己最感兴趣的宏观，发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公正地说，绝大多数的理论模型与微观纯理论相比都属于比较应用性的。我在国内开始作研究时所养成的习惯是直接在现有宏观经济模型上作拓展然后根据得出的结论来反向界定模型的目标，虽然自我感觉这有利于增进自己对原有模型的理解，并积累了不少有用的建模技巧和写作心得，但是往往做出来的东西很难得到芝大老师们的好评，投稿也屡屡受挫。痛定思痛，我觉得这种研究进路通常容易出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的motivation不突出，容易给读者（审稿人）一种做习题的感觉，而没有足够信服地说服读者为什么这个研究是重要的，是值得花时间去认真地看，认真推导细节的。事实上，我早期投稿收到的审稿意见书显然说明有些审稿人根本就没看或者没看懂模型。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加强了对文章导言部分的投入，也意识到定量事实（quantitative motivating facts ）的力量。应该说，我后来所收到的审稿意见书，基本上至少都赞同所研究的问题很重要而且是有趣的。但是，审稿意见书中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文章结论的经济学直觉传导机制被复杂的模型湮灭了，这就是我以前研究进路的第二个弊端。事实上，已发表的建模高手的很多有影响力的模型本身都是为最有效地阐述原作者所要强调的经济学机制而设计的，所以模型结构处处都为了彰显他的机制。而我拓展模型以后所能得出的结论，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依托原来的模型，或者说我自己所要强调的核心观点和传导机制并没有得到最直接有力的彰显和表达。事实上，更容易发生的情形是，对原模型的五个拓展方向中可能会有三个导致模型推导变得异常复杂而得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任何数值求解也会变得无的放矢。

当然，有很多很多一流的研究也都是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推进的，特别是纯理论模型，当然也包括不少漂亮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这就涉及到更深一层的经济学功底和建模能力了。这里面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建模高手是在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搜索、试验、比较过程之后，才最终锁定现有文献中那个与自己的目标最接近的模型，然后加以必要的改造。这种痛苦的搜索过程蕴含着建模者的经济学内功，但是在最后写出来的论文中，读者看到的只是成品，如果没有做过相关研究的话，是不容易读出这份艰辛的，更辨不出“a model ”和“the model ”的区别，还天真地误以为这只不过是在已有模型基础上随意地变动了一个假设而已。

当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老师，主张先在经济学逻辑上把传导机制想清楚，用文字语言就可以表述出来，然后再用数学语言加以正式的表达。[6]就我个人看法，能在借助数学推导之前就比较透彻地了解传导机制，这就要求该传导机制相对于研究者的思维能力来说逻辑必须足够简单。就我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模型中的决策者必须足够少，信息结构和市场结构必须足够简单，内生变量必须足够少，动态特征必须足够简单。同时具备这些特征而又能表达“新”见解的任何经济学模型一定是可以发表在最顶尖杂志上的，因为其原创性。但我想能捕捉到这种研究良机的相对而言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种机制的结论与假设之间距离较短，所以相对更容易被前人发现并正式模型化过。如果没有的话，通常要么是因为比较幸运，要么是因为这种机制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很多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观察到并真正关注、重视和认真思考过[7].

我想，正是在后者意义上，林老师倡导中国学子多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中有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未曾被现有理论预见过，甚至常常与现有主流理论预测相矛盾，而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外国经济学家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事又恰好不甚了解，没有清晰的直觉经验，所以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8].

那么中国发展经验的很多方面是否真的具有这种特殊性从而可以为我们的应用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洞见[9]？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比如，渐进改革仍能保持高增长，乡镇企业的一度兴起，“双轨制”，这些制度创新都是中国之外所没有观察到的，这方面有不少研究论文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经济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群体性的转变。在很多国际定量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数据点经常是一个outlier 而被研究者排除。比如在做宏观研究时，如果真的用中国数据去严肃地验证主流模型，校准的结果常常不太理想。

顺便说一句，我比较认同North 的观点，即经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特征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令国人鼓舞，但归根结底，其微观原因没有什么特殊性，无非是引入了各种竞争机制，个体的激励机制与经济效率更加一致了，还有，经济开放了。他还认为，中国大陆1978年起的经济增长，与日本1950年，台湾1958年，韩国1962年起的经济加速相比，时序特征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非常复杂，作为迅速崛起的开放大国，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有其特殊性的一面[10].

在我看来，林老师的观点与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所指的特殊与否的对象是不同的。坚守理性原则的经济学家对于任何经济现象的解释最后都会归结到理性主体在特定的信息和资源约束下的优化行为，变化的只是某些假设而已，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这本身当然没有什么特殊性。从逻辑学的角度，任何正确的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好的命题的价值只是在于有效提高人们的思维速度，并加深对相关事物普遍规律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特殊性，是指某组现象的共存与现有主流理论的预测或者是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或先验信念不一致，而该理论或信念本身却被很多其它的经验事实所支持。有时候单个现象本身，比如中国1978年后GDP 增长，似乎只是79个经济加速实例中的一例，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但是如果将之与其他一组现象放在一起，它们的共存性也许经济学家们在加以严肃研究之前并未很好地理解：比如经济增长与渐进改革的共存性。

又比如，中国1990年代初邓南巡以后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很高的贸易开放度，而印度1990年国际收支危机引发市场化改革以后，经济的增长却没有伴随很高的外贸依存度（与亚洲四小龙当年的发展模式也都很不一样），为什么？又比如，如果按照制度指标做国际排序，中国的法治、民主|、产权保护等都排得非常靠后，但为什么会吸引到那么多的FDI ？为什么人均FDI 在2005年竟是民主国家印度的9倍！另外究竟是什么内在机制导致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级政府采取的政策与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会变得更加一致，而且政府始终保持着推动支持中国改革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很少会有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的确具有特殊性的一面，或者说还没有被主流学界完全理解清楚的一面[11].

去年芝加哥D Gale Johnson年度讲座邀请了在世行工作多年的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家Easterly做主讲。他是对Sachs 的长期批评者。他的主要观点是，就历史经验而言，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大都是无效的或是错的，各国的经济起飞的直接导因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而经济学家对此仍然所知甚少。其中他也提到了中国安徽的一个小村庄农民的非法行为居然引发了整个国家十几亿人的经济改革和增长。

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家自然是希望能从各国的不同经验中抽取出具有共性规律的东西，但是这首先需要对个体案例有充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