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国进民退”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率先走出危机阴霾。但与此同时，一种忧虑也正在蔓延，因为人们看到，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令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而民营企业，尽管未被遗忘，却也难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经济危机使得“国进民退”已成趋势。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接受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报专访时表示：“国进民退”和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需要尽快地停止这一趋势。文章如下。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问：您怎样看待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之间的关系？

许小年：宏观调控增强了“国进民退”的势头，主要原因在于，拉动内需几乎全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来实现，很自然的，政策和资源就会向政府项目倾斜。

今年前几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多，但是以政府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即我们常说的“铁（路）公（路）机（场）”，增长速度达到60%多，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而在一些民营企业较多的领域，如制造行业，投资增长速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房地产投资，显着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所调动起来的资源，相当大的部分进入了国有部门。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迫使银行发放贷款，银行不得不放。但在整个经济下行的时候，银行放贷存在巨大的风险，怎么办呢？银行只能把贷款投向看上去比较安全的政府项目、政府担保的项目，以及国有企业。在宏观调控中，国企得到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多，经营状况相对比民企好，于是就成了银行贷款的重点。

银行的考虑是有政府支持，还款就有了保证，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如果政府的财政出问题，这些贷款都会变成坏账。贷给政府项目即使出现坏账，起码政治风险是低的，银行可以说，“我这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啊”、“是为了保增长啊”。

政府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新增贷款达到了天量，可中小企业还是融资难，而中小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民营的。

问：可不可以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出台的一些措施，包括“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客观上对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加剧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许小年：这些产业规划都有扶持重点企业、增加行业集中度的倾向，重点企业、排名前几位的企业，不是央企就是地方国企，规划照顾不到民营的中小企业。尽管这些规划不会有什么用，但是从宣传和社会舆论的角度，强化了大型国有企业的扩张势头。说实在的，规划都是纸面文章，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十个大规划，一周能出好几个政策，做过深入的调研吗？进行过认真的论证吗？

问：“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政府过度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

许小年：可以这样理解。类似的规划过去我们看到过很多次，没见过哪个规划对国家某个行业或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既没有必要，也没什么作用。

“国进民退”的风险与后果

问：“国进民退”的趋势延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哪些风险？

许小年：首先会制造社会不公平。为什么有些行业只能由国有企业经营，而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为什么只有国有企业得到大量贷款和财政资金，而民营企业要么得到的少，要么根本得不到？

国有企业在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会“冒进”。最近拍出来的“地王”，60%以上是国有企业、国有地产公司。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企有政策上的优势、资金支持上的优势。拍出“地王”将来出了问题怎么办？有国家给兜底，所以国企敢去竞价“地王”。民营企业出了问题，谁会给它兜底呢？老板自己承受损失。在经济学上，国有企业的这个问题叫做“预算软约束”。

从整个经济的层面上来讲，风险在上升。

问：在“国进民退”进程中，是否也出现了例如政府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的现象，比如山东钢铁兼并日照钢铁，以加速这一进程？

许小年：这是“优汰劣胜”，会降低我们企业的质量，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降低经济的效率。其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就太多了，比如现在煤矿挣钱了，政府就强行收购煤矿，这也是“国进民退”啊。而且收购是没商量的，政府一声令下，不卖也得卖，价格怎么定，也是政府说了算。强迫交易已经属于侵犯民间的财产权了。

问：其实这种现象从2004年“铁本事件”开始，就已经越来越多了。

许小年：市场经济讲的是自愿交易，你不能够用行政命令强迫对方进行交易。其实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在经济中经营财产，因为政府同时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如果他也经营资产，就成了吹哨的裁判自己下场踢球，谁踢得过他？哨子是由他吹的，游戏的规则是由他制定的，他怎么踢都赢，别人怎么踢都输。

问：这样的经济模式，与其说是国有经济，还不如说是权力经济。

许小年：经济学上讲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所谓权贵就是因权而贵，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过去国民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用权力谋取经济利益，不仅破坏社会公平，而且损害经济效率。企业不把精力和资源用在创新和降低成本上，而是贿赂和勾结权贵，因为那样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企业要是没效率，经济怎么可能有效率？

问：可是也有一些辩解的声音，说我们的国企，特别是央企，数量不是不断在减少吗？比如以前是几百家，现在减少到100多家，今后还要减少到100家以内，这不是“国退民进”的证据吗？

许小年：虽然家数在减少，但业务总量在增加。关键是央企经营的部门，民营资本有没有同等的进入条件和竞争条件？石油行业为什么只有这几家大央企，民营资本能不能进？电信行业民营资本能不能进？民用航空业，就这几家大公司，把主要航线给分完了，民营企业能不能像央企一样拥有飞行这些航线的权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结底需要监督权力

问：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转轨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是否还有这样一种迷信，认为只要是国有的，就是归全民所有的，国企做大做强了，每个国民都能从中分享好处？而且从去年开始，央企也开始上缴红利了。

许小年：可是老百姓谁分到红利了？我也是全民资产的所有者啊，我怎么一分也没拿到呢？央企只向财政部上缴红利是不够的，全民资产要向全民分红，或者财政部从央企拿到红利后还要分给老百姓才对，因为全体国民是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

问：如果国企向全民分红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操作？

许小年：每个老百姓在国资委开一个账户，这在技术上很好办，国资委的利润每年向全国的老百姓分红，要像上市公司一样向老百姓披露企业的经营情况、分红的情况，要向全体股东汇报，股东就是13亿中国民众。

问：这样一来，会不会像当初俄罗斯搞“休克疗法”，形成很多寡头？

许小年：我们说的是国企分红，如果政府一定要自己经营资产，就应该把经营所得给老百姓分红。更好的办法是把国有资产直接分给老百姓，本来就是全民的，分了之后让老百姓自由地在市场上交易。

至于会不会出现俄罗斯那样的情况，我认为，只要制度和操作方法设计得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俄罗斯形成寡头垄断，原因在于官商勾结，这些寡头中很多人就是由政府官员转变而来的。如果我们把分配和交易程序设计好一些，提高透明度，老百姓能够参与监督，可以避免俄罗斯那样的结局。

问：归根结底还是权力的监督问题。

许小年：当然是这样。一定要监督权力，权力没有监督，就会内外勾结，把国有资产输送给予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最后形成寡头。这些寡头是官僚资本家，没有权力当不成寡头。

问：金融危机后，可以说欧美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这一波全球大企业的国有化趋势，与中国的“国进民退”有什么不同？

许小年：这两种现象要区分开。金融危机中，欧美国家出现了金融机构的国有化，因为雷曼兄弟倒台后，市场信用不灵了，只好临时用政府信誉作为替代，防止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我们现在的“国进”，是因为金融体系要崩溃了、只能靠政府救急吗？不是的。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受到些冲击，但不存在崩溃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进”，为的是什么呢？

另一个区别也很明显，欧美国家的“国进”是临时措施，有“进”有“退”，危机过去了就退出。美国政府最近要分批出售手中持有的金融机构股份，准备退出。我们的“国进”是有进无退，永久性地进入，既没有说退出，也不准备退出。

“国进民退”背离改革方向

问：要遏制“国进民退”的趋势，政府应该怎么做？

许小年：从政策上，要开放国有垄断行业。在政策、法律上，国有、民营要一视同仁。经济领域无禁区，不能说有些领域只能国有企业做，民营企业不能做。

金融服务也不能讲出身。不能说你是国有企业，就贷款给你；他是民营企业，对不起，没钱。我们现在有“经济出身论”、“经济血统论”，“文化革命”期间是政治上的出身论，现在是经济方面的、资产方面的出身论。

还有法律上的出身论。比如说银行贷款，一笔贷款放给国有企业变成坏账，这是工作失误；一笔贷款放给民营企业变成坏账了，就有刑事犯罪的嫌疑。“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连刑罚都分出身。

政府应该做的不在经济之内，不在市场里，而是经济和市场之外的法治建设，以法律保证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享有同样的权利。政府的另一职责是公正地执行规则。

问：您曾经指出，“国进民退”和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需要尽快的停止这一趋势，此话怎讲？

许小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的一个主要信念就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经营企业会导致效率低下，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才从1978年起，改革由政府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增加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提高民营经济的份额。这个市场化的大方向，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历届党中央都重申和坚持这一方向。

但是近几年我们发现，一些做法背离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市场化方向，甚至出现了倒退。“国进民退”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如行政指令干预市场运行，政府对经济的影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不断增强。

这种趋势既不正常，也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