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

21世纪初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实现了第三步与第二步的有机衔接，为第三步战略部署规划了一个务实而又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开端。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渐进性，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是大跨度的，转折初始的观察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致人们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并不自觉。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确实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许多问题需要从发展阶段的变化来观察和处置。

进人新阶段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紧迫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诸如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新问题，开始集中地显露出来。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吗？中国能够克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重重困难与矛盾，比较顺利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吗？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中国经济：不可阻挡，却难以持续》，代表国际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国内也有这样的疑虑。这是我们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我就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讲些看法，提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以转变增长方式和优化结构减轻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中国经济发展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国际舆论关注中国能否持续发展，焦点大多也是资源和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经济效益是提高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当前的突出矛盾，是因为：

第一，发展阶段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消费结构的重点由衣、食转向住、行，加之增长方式粗放，资源需求总量急剧增长，供给缺口越来越大。进口可以缓解国内供求矛盾，但当今全球资源供应体系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大部分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作为新进入者受到排挤和遏制。至于水资源短缺，是不能通过直接贸易解决的。

第二，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随着经济规模扩张和资源消耗总量增长，污染物排放也在增长。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高速增长短时期内集中暴露出来。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改善环境是新阶段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尖锐的矛盾。许多国际条约对环境有严格要求，所谓绿色壁垒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新贸易壁垒日益增加，国际压力加大。环境不再是软约束，靠拼环境求增长的路不能再走。

第三，竞争优势的变化。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减弱。土地价格上涨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极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阶段过去了。制造业仍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并不像工资差距所反映的那么大，因为低工资往往是和低生产率伴生的。城市熟练工人普遍供不应求，局部地区普通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上涨。人民币升值也会削弱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随着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一些地方的“民工荒”，是由于农村收益相对提高？还是结构性问题？或者是表明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相对短缺？这个问题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值得研究。

我国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优势减弱是必然趋势，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尤其突出。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还不够发展的表现，也有些与发展不当有关。资源和环境问题不能用停止发展的办法解决，而只能在发展中解决。资源和环境并不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些国家资源禀赋远不如我国，并没有妨碍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一些资源富集国家却至今贫困。未来几十年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性资源仍有供应潜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资源的节约也有很大潜力，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

如果说，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压力很难避免，那么：第一，我们更应该把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技术进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单位GDP能源消耗的变化大体呈倒“U”形，工业化中期达到顶峰后下降，越晚进入工业化其峰值越低，持续时间越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来发挥后发优势，降低资源消耗峰值，缩短消耗增长持续的时间，用比较少的投入完成工业化进程。发展循环经济对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有重要意义。

第二，我们更应该把优化产业结构放在突出位置，更加注重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可以抑制产业结构过度重型化的趋势，也有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比较发达的省、市已经提供了一些好的经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也有助于抑制结构过度重型化的趋势。

第三，我们更应该合理规划工业发展，注重分析国内外市场长期供求趋势，避免重化工业盲目扩张。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要合理规划，避免过分超前和铺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要认真选择，防止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我国，同时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第四，我们更应该注意协调经济增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把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适当进度，改变增长速度绷得太紧而加剧增长方式粗放、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加快增长速度，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五，我们更应该注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在规划、建设、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杜绝浪费，厉行节约。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在体制和政策方面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健全价格形成机制，要着重解决价格不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反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的问题，使外部成本和收益都内部化。政绩考核要淡化GDP，建立综合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的综合评价考核制度。

二、以协调发展战略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总体上是扩大的趋势。这反映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二元经济转型期的阶段性特征。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地区发展格局有决定性影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报告，2004年以来，由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大省采掘业和关联产业快速发展，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综合成本上升和结构调整导致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北部沿海地区综合优势发挥带来增长加速等因素，全国经济几何重心北移，东、中、西部和东北这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距以及东部地区省际发展差距，同时呈缩小趋势，全国由基尼系数反映的省际差距随之缩小。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标志着我国区域差距的变化出现“拐点”，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有加速发展的趋势，而经济发达地区这类产业可能发展更快，这是拉大地区差距的因素；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未来几年逐步释放，可能进入平稳增长，有的目前已经供求平衡甚至产能过剩，以采掘业实现高增长的地区如果不实现结构升级，就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往带动东部地区增长的一般制造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这有利于缓解区域发展差距，但其规模与速度取决于东部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中西部发展环境，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国家区域政策可以发挥或者减缓某种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改变现阶段地区发展的基本格局；考虑到起相反作用的诸多因素，看来近期还难以形成地区差距稳定缩小的态势，需要实施更积极的协调发展战略，抑制差距继续扩大。这应该作为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特别给予扶持的，是特别贫困地区、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及发展严重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地区。

所谓协调发展，就是有利于发挥地区优势而又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什么样的区域经济格局和产业分工，既有利于发挥各地优势，又有利于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互利的地区经济合作？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包括财税制度、资源开发和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制度、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补偿制度），才能使地区之间的竞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而不致成为恶性竞争？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如何划分？什么样的区域政策有利于全国市场的统一性而不致形成优惠政策的轮番攀比？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地区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反映。显然，城市人均收入高于农村，而东部城市化水平高于西部。落后地区的城乡差距往往大于不同地区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可以佐证。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何时会出现由扩大到缩小的“拐点”？有不同估计。2020年实现这种“拐点”，是应该争取做到的，这大体上和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相吻合。

研究发现，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人均GDP大致呈负相关关系：地区人均GDP高的地区一般城乡差距较小。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下，农村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

解决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困难之点。要两条腿走路：一是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二是农村的建设和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质是几亿农民命运的问题。

看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可能会快于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农村现代化是更长期更艰巨的任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年对东、中、西部地区共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有近5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入非农产业，其中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打工各半。在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劳动力中，有近40%常年从事非农业。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在这项调查中，有74.3%的村干部认为，本村能够出去打工的青壮年已经出去。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反映全国的普遍情况还有待更多的调查佐证，但这项调查大体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可以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问题，数量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的问题，比城市还要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都需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和对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是，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不仅与体制、政策选择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什么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基本公共服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有什么样的范围与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等化？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可以大有作为，但不能期望过高。政府应该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创造发展环境，但不可能给广大落后地区和农村“提供”全面小康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这要靠各地经济发展。

三、以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千百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民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变化增加了就业的流动性。加上多年积累起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这就使人们感到，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也比过去突出和复杂。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直接动因，是化解新阶段的社会矛盾；其深远意义，在于进一步回答了邓小平所提的世纪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延伸，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说的是目标，“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说的是途径，那么，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目标也是途径。这有两层意思：作为目标来说，我们要建设的是富裕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和谐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和谐也不是社会主义。作为途径来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不可缺少和不能动摇的基础，同时要通过社会和谐来建设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建不成社会主义，没有社会和谐也建不成社会主义。通常说的“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关系中的“稳定”，往往是作为发展和改革顺利进行的条件，而社会和谐更具有目的性，体现了以人为本。

社会矛盾归根到底是利益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