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警惕对经济危机的错误反思」正文
南都周刊记者・王宏宇 北京报道 摄影・秦斌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活跃的学者之一。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排名第202位。
陈志武新书《金融的逻辑》2009年8月出版,从财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角度解读资本市场和股市密码,剖析了金融危机的起因与可能的走向,驳斥了曾流行一时的《货币战争》一书的金融“阴谋论”。
对一直倡导“国退民进”的陈志武来说,错误的反思金融危机,导致新一轮被强化的“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回潮,而这比危机本身更可怕。
“我要在咖啡里加奶。”服务员去而复还,拿来的仍然是糖。陈志武只有无奈地笑。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国情”。现在的他,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容易激动。那时,他会为一辆给“警民和谐座谈会”开路的警车冲冠一怒,会在聊到制度缺失带给人民困难时落泪,会在点评“郎顾之争”时说郎是“庸医”。
而现在的他,碰到“背后说自己很多坏话”的“新左派”经济学家时,也可以微笑着说“蛮好蛮好”。在这个有着浓重眉毛的湖南籍经济学家身上,已经很难找到20多年前耶鲁大学周末派对上,那个中国籍“迪斯科舞王”的背影。
8月初的北京,记者面前的陈志武靠在椅背上,一脸疲惫。最近的他接受了太多采访,话题大多围绕反思此次金融危机。在采访中和博客上,陈志武一再强调,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认为由国家主导经济,比自由市场更有优势。
“接下来很多改革的压力就没有了,反倒是往回走的动力。我很担心的是,接下来的几年,中国的改革进程特别是法治方面,会出现倒退。”在陈志武看来,这是必须警惕的。他反复提到同一句话:“人的本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但这一切,并非是一个来自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所能改变的。
他毕竟不是郎咸平。尽管在陈看来,郎“口才让人激动,但内容枯燥”。“我的演讲不如写作,说出来的不如写出来的,快速思辩不如静下来慢慢思考出来的。”陈志武笑着说。
但真正的命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年轻时读过的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成为他追寻的目标。
“作为学者,最主要的任务,不应侧重于执政者是不是能接受你的经济观点,接受你的政策建议。那是第二位重要的。为了让以后更进一步改革变为可能,今天做学问的老师,必须做很多知识上的铺垫和普及工作,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更多人的理解,这种情况下的改革,一旦推出,成功概率更高。”陈志武说。
也许正出于这样的想法,陈志武不久前出了一本书:《24堂财富课》,内容整理自他和14岁女儿关于商业模式的对话。他希望中国的下一代,可以从书中了解到“经济学者所关心的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让陈志武高兴的是,他的新书《金融的逻辑》也终于出版。这是陈志武将研究方向转向金融史的开始。他已经40多岁,这是一个经济学者的黄金年龄,他要腾出更多精力,“做更基础性的研究”。一本研究中国资本化历程的书也已排入日程。
“历史的价值,不只是整理一手资料。”陈志武说,“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证明和证伪,发现新的知识。”
南都周刊专访陈志武
还有一波买股票的机会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已经率先走出金融危机了吗?
陈志武:这一轮经济增长,很明显是借着政府打的强心针,通过花钱搞基础设施、工业大项目来推动,长久来看,结构性问题很严重。
如果国际贸易不能很快复苏,国内消费不能通过民有化改革刺激,这一轮政府推动的经济产能继续提升,未来产能过剩,会引发危机。比如说十大行业振兴计划,目前7万多亿信贷,总体效果不仅没有降低对出口依赖,反而加强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下去。
南都周刊:有很多分析认为金融危机过后,会发生通胀。
陈志武:大家都在发票子,但我们比美国发得更快。明年初之前,美国都不会有通胀的明显苗头。但是在中国,通胀实际上发生了。我夫人逛街回来说,最近,不只是房价、股票涨了很多,很多日用品也都涨价了。我真的怀疑公布的那些数据。
前些天看一篇文章,说外资银行今年上半年在华信贷,相对去年底坏账比例上升了几个百分点,而中资银行的坏账减少400多亿元人民币。也许有人说,中资银行放贷对象是大型的国企和民企,外资银行主要是中小民企,所以中资银行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我很怀疑这种说法。
南都周刊:对于此前涨势凶猛的股市,您怎么看?
陈志武:我觉得今年到明年还会有一波买股票的机会。这一轮股市上涨,和信贷不断放松关系紧密。即使股市现在跌下来,已经放出去的信贷已经非常多,足够让这一轮股市上涨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危机减小了改革压力
南都周刊:目前是不是很难看到政策短时间内发生本质改变?
陈志武:在我看来,不应该从金融危机得出国家主导经济,比自由市场更有优势的结论。回顾过去30年改革取得的成绩,不是来自国有企业,而是因为政府越来越多地退出市场,民间自主创业权利放大,经济自由空间增多。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正因为如此,这次金融危机,总体上让民主宪政改革、基础产权制度改革的压力,比此前减小了很多。正在发生的被强化的国进民退,本身就是倒退。如果稍微不注意,就会有本质上的回潮,大家都要意识到这点。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国进民退已经成为现实了?
陈志武: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这次没有得到太多信贷,而因为最近几个月放贷多,以后贷款会更加困难。民营经济萎缩,将在今后更多地反映出来。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国进民退进一步加快。
南都周刊:在国退民进的模式中,如果要推动改革继续前进,除了民有化改革,很难避开土地流转。
陈志武:对。特别是想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现状,除了民有化改革必须进行外,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也必须放开,同时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借贷,否则农村经济的活力、农民的财富和收入基础就不可能有。
南都周刊:但是在很多所谓“新左派”看来,您提倡的国退民进,很难避免放开土地流转后,发生历史上“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陈志武:这种担忧,从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阻挡土地使用交易市场推出的主要理由。它基于历史现象认为,土地私有制让很多农民从开始借贷,到抵押土地,再到还不起钱,地主兼并土地,更多农民变成佃农,土地过度集中后,佃农和地主矛盾激化,以至于推翻地主政权。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收集的很多史料显示,中国历史上真正土地集中度最高的明清时期,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土地集中度全国最高,工商业发达;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土地最分散,自耕农比重高。但哪些省份是革命发源地?恰恰是土地集中度低的内陆省份。
南都周刊:国内经济学家发表议论往往相互矛盾,互相之间非议很多。您希望做一个怎样的经济学家?
陈志武:自重,自尊,这是最起码的。我现在也约束自己,一般不太给投资建议。建议大众不要太听信经济学家的投资建议。因为他们既没做过企业,也难以做到每天跟踪市场。
当然,人应该自由发表观点。但是中国更多的是经济师。很多人不是真正去发现经济学知识,很少去做研究,而是为政府部门出主意。国内大学,很多经济学教授主要的日常活动是做项目。研究具体问题,这是经济工程师做的事,不是经济学家要做的,对人类经济规律的发现没有任何意义。
原载《南都周刊》344期 2009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