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GDP数字虽好，但隐忧明显」正文
中国的经济触底反弹的迹象非常明显的，不仅在实体经济方面，不动产、金融资产的价格也开始反弹。自去年开始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尤其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今年头六个月总共发放了7万3千多亿的贷款，相当于去年同期发放贷款的三倍，在宽松的信贷支持之下，再加上政府积极财政的帮忙，使得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发生了7.1%的增长速度。
GDP的数字看起来虽然蛮好的，但长久隐患也非常明显，一方面6个月里发放了7.3亿多的人民币贷款，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样不顾一切的放贷，这么多企业、地方政府借了这么多钱，过两年，呆坏账的问题会很快反映出来。当然，过度信贷扩张能够带来的呆坏账在短期内不一定看出来，就像《南京路上的好八连》，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假设今年放出去的贷款三年到期，如果地方政府和企业还不了钱那也没关系，可以做新的贷款，用新贷款来还老帐，可以做两三次的延期安排，到最后呆坏账的问题最后还是会包不住，今天的过度放贷给以后经济带来的隐患，就像九十年代末期经济呆坏账而组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一样，也许以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量又会增加很多，这是一方面。
另外，为了追求短期GDP的增长，不顾一切地拿这么多钱来重点扶持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火车、地铁、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等，这些投入需要很长时间才有经济回报。7万多亿的贷款主要是去支持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少数民营企业了，这样一来变相地抑制了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中国的非农就业在75%，一百个非农就业的工作差不多有75个都是由于中小企业提供的，而这次的经济刺激方案和信贷支持都是在鼓励国有企业，变相的让中小民营企业处于劣势。这种结构性的错位，让这些在过去30年中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生存能力最强的中小企业以后做强做大的空间被这次的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挤压了，这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活力的提升，不是好事。
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再加今年上半年7万多亿的贷款，从结构安排上非常不利于普通老百姓收入的增加，不利于中国劳动力价值的上升，核心的原因是，4万亿刺激方案主要是花在基础设施上了，这不会创造太多的劳动就业机会，这是第一。
第二，7万多亿的贷款主要也是给了国有企业和少数民营企业，而这些大型、中型的国有企业得到贷款以后，主要还是在工业和能源、资源型领域投资。过去十几年，在国有经济里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是给中小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倍左右，07年中小民营企业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大概是两万亿左右，而国有企业在07年得到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将近九万亿。
固定资产的投入这样偏向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但它创造的就业图景是怎样的呢？07年国有企业总共丢失了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而中小民营企业在07年总共贡献了500多到600万个就业岗位。更离谱的是在98年，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改制的原因，国有企业在98年总共损失了20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中小民营企业在那一年贡献了将近600万个就业机会。
从这次7万多亿放贷对象和结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开支结构来看，是对于就业岗位的最大化最不利的一种安排。结构安排上的错位，反而使得中国劳动力的价格被下压了，因为这些开支创造的就业岗位是那么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多。但劳动力供给又增加了，由此使得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下降。显然，这次7万多亿信贷和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表面上看来实现保八不会有问题，但这种短期的好看在长远来说不仅仅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同时使得中国劳动力的价格有了下降的压力，使得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可能会更便宜。
如果我们今天感兴趣的是降低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如果让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是目标的话，那么保障就业就是最核心的工作。就业岗位多了以后就会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必然会使更多人的收入得到提高，在市场劳动力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劳动收入都会往上调，使得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得到很大改善。
要使经济复苏的趋势持续下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三个核心改革是必须的：第一，在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方面，政府做的投入非常不够，尽管政府征税很多，又有很多国有资产带来的利润收入、国有土地增值带来的收入，但政府总体上在上述方面的投入相对GDP比重和政府全年财政开支比例都是非常低的，如果政府拿到钱以后多在民生项目上做一些投入，就可以把老百姓的储蓄压力减少一些。
第二，中国现在的财政税收增长速度太快，每年在30%以上，在过去16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差不多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在过去15年还低一些，农村就更少。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如果我们把整个国民收入看成一块饼，由政府通过财政税收得到的那一块，在整个饼里占的份额，在过去这些年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扩增；而社会百姓，特别是农民，在整个蛋糕中分到的一块，每年都在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大如果不能对政府部门不断扩张的征税权力进行制约和限制的话，最后增长就会畸形：中国总的蛋糕是越做越大，但老百姓分到的那块蛋糕面积会越来越小。如果不把这个趋势抑制住，老百姓不是不想花钱，但相对政府收入，他们在整个国民收入蛋糕里分到的份额越来越小，消费怎么能增长呢？
第三个重要的改革，就是让老百姓从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的增值中真正获益。据我看到的资料，中国是二战以后唯一一个民间消费占GDP比重直线下降的国家，不管是巴西、美国、日本还是印度等其他国家，他们的情况刚好相反，总体上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政府消费越来越低。但在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原来的69%下降到现在的35%，被砍掉了一半。而政府的开支在1952年时占GDP的16%，到了今天差不多占了30%，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在过去60年左右正好翻了一倍。
这两条不同的曲线告诉我们，如果生产资料、财产、土地主要掌握在国家手里，中国经济增长所能够带来的好处，老百姓很难感受太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必须要保八，保十，而美国和其他私有制经济体，3%、4%的GDP增长速度就能给全社会带来非常欣欣向荣的感觉。道理很简单：在私有制经济里，比如美国社会，GDP如果增长4%，一般的老百姓可以通过劳动收入增长的渠道分享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的财产、土地、股权能够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这是第二个渠道。
所以，带动中国民间消费增长、帮助中国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模式，非常关键的一个改革，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的升值。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到不同的基金里，然后把这些股份基金平均分配给13亿多的中国老百姓。让中国老百姓从此以后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不再只是劳动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财产性收入，通过分到手的以国有资产权益基金建立的国有分红方式，给13亿多中国老百姓分享财产性收入。
经济触底反弹目前只是初露端倪，我们希望看的是，经济长久、持续的复苏，而且能够长久、持续的发展下去。但如果民间老百姓不能掌握更多的财产权、拥有更多的股权和土地权，最后民间消费的增长就会很困难，如果中国民间消费的增长不太容易发生的话，最后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健康、稳定持续增长的前景就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