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志愿者的人性基础与制度含义」正文
据说涌入四川救灾的志愿者多达百万，全国参与救灾的志愿者多达数百万，这个现象不能简单用雷锋精神来解释。“雷锋”本来就意味着凤毛麟角。浩浩荡荡的志愿者队伍向人们宣示着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将人看成是经济人，是经济学为了简便而作出的假定。这种假定大致准确，但失之粗糙。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在纠正了这样的错误。前些年走红的实验经济学已经证明，人们其实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物品;桑塔费研究所的仿真实验发现，所谓“强互惠者”，即愿意为维护合作秩序支付个人成本的人可多达37.2%。这其实是印证了孟子的话，人皆有善端;即对他人的侧隐之心从而助人之心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因此可以断言，在人群中存在着有显著比例的一定数量的人，他们在考虑自身利益之外，还愿意为他人和社会作出部分牺牲。这种人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
对人类社会制度结构的研究发现，仅有他律制度是无法使制度结构有效运转的。有效的制度结构包括他律制度和自律制度的结合。道德规范和宗教制度等自律制度是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而超越自己个人利益和自觉约束自己的人的存在，则是自律制度的必要条件。这种人，在传统中国叫“君子”，在现代社会叫“精英”。桑塔费研究所的研究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只有自利的人，则最终会走向灭绝;因而强互惠者是否存在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生死存亡，我们因此也可以理解儒家所强调的“君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志愿者不计报酬、且冒着风险去灾区救灾，就说明他们超越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更有可能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约束自己。有了如此众多的志愿者，我国社会才有了得以挺立的脊梁。
反过来，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是以人性为前提的。如果只有自利的人，则制度只能用利益激励人们，用外在强制力约束人们。我国社会近几十年的制度变迁都与对人性的假定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人被假定为道德人，他们都舍己为公。但这一假定被证明是错的。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又恢复了对人的经济人假定。这一假定大致不错，人们在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些主要的他律制度下，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这一假定忽略了人的公益心和慈善心，导致了对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的不解，严重压抑了它们的发展。志愿者的大量涌现告诉我们，我们要假定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自己的利益，从而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
一个社会大致要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私人物品，一种是公共物品。现在我们已经很明确，私人物品最好由民间的个人或组织来生产;公共物品的生产也要由社会中公民意志的集合来决定。这包括应该给生产公共物品的政府多少费用，应该生产哪些具体的公共物品;也包括每个公民决定如何将自己的资源(货币和精力)在政府(当然要通过一个法律程序)、非政府的非营利机构和自己直接支配之间分配。志愿者直接投入到救灾中说明，他们在这时觉得自己直接投入更有效率。
相当数量的人有公益心和慈善心，和人们有权利决定公共物品的提供形式，决定了一个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很显然，由于对公权力的监督是一个世界难题，所以在公权力领域中应该君子当道，在政府之外还要有志愿者精英的制度空间。志愿者的故事已经证明，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不仅是政府，还可以是民间。政府更擅长提供以暴力资源为后盾的范围较大的公共物品，而民间社会则可以提供非暴力的公共物品，以及范围较小的公共物品;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必要补充，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参照。这不仅因为政府制度本身有着其有效边界，在边界之外民间更有效率，而且因为政府的行动本身也需要民间社会的印证。当政府和民间一致行动时，由于民间行动的自愿性，也说明政府的行动具有政治正确性。
谈到民间，谈到志愿者，就不能只谈个人而不谈组织。因为有效配置志愿者资源的方式是志愿者组织，或者叫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在这次汶川地震的救灾中，我们发现有组织的志愿者更有效率，也发现更为普遍的问题是，因缺乏组织而不能募集更多的捐款，不能更有效地配置志愿者的人力，也不能对志愿者本身的安全和权利作出保障。这说明在社会常态下，我国的制度环境还没有为志愿者在紧急状态下发挥作用做好组织上的准备。
其实，一个社会的公共物品不仅是“救灾”，在常规状态下有着许多种公共物品;志愿者也不是仅在“救灾”时才出现，也有在社会常态下提供其它公共物品的志愿者，以及相关的组织。只是因为地震惨烈，救灾急迫，才使志愿者引起世人关注。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不少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发展了起来，已经在环保、扶贫、文化、教育、人文社科研究、慈善和社会工作等领域发挥着作用。只是我国的制度环境还缺少相应的制度空间，这类组织生存困难，发展缓慢。我们应该明白，志愿者及其组织不仅在紧急状态下，而且在常规状态下都对社会有着重大意义。志愿者的组织化和常态化，才能使我国社会的制度结构更为丰富和成熟。
毋庸讳言，志愿者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次救灾中大显身手，也和执政党与政府对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接纳密切相关。1978年以后，我国社会出现的重大转折都与执政党的转变有关。第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将私人物品生产领域向民间社会开放，证明了没有中央计划当局社会经济会运转得更好。今年作为“志愿者元年”则开始了第二次重大转折，即将一部分公共物品领域向民间开放。事实证明，只要政府与民间有着相同的公共目标，志愿者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就会与政府的努力形成合力，而不会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会对我国社会构成威胁。执政党和政府在此次救灾中表现得成熟且明智，如果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将会使中国创造出超越经济奇迹的社会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