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 Orlik：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是新瓶装旧酒吗？

奥巴马政府成员今年频繁进出北京，往北京上空扔块石头，都很难不砸中一位。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去过北京，承诺说美国的偿债能力没问题。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也去过，承诺说在人权上的意见分歧不会使有关朝鲜问题的对话偏离轨道。能源部长朱棣文(Stephen Chu)呼吁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上进行合作，而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则对保护主义的危险提出了警告。因此，对奥巴马内阁来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地点定在华盛顿将是一种令人高兴的解脱──他们不必因进行国际外交而倒时差了。

首轮对话将于7月27-28日举行。在战略对话部分，中方将由国务委员戴秉国带队，美方将由希拉里带队；在经济对话部分，中方将由曾与鲍尔森(Hank Paulson)联合主持了多轮战略经济对话的资深人士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带队，美方将由盖特纳带队。讨论内容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上：安全（特别是朝鲜问题）、经济（特别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和气候变化（特别是今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商讨《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的谈判）。在每个领域，经济危机和华盛顿的政府换届都使得辩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却并没有拉近老牌大国美国和新兴大国中国在达成共识上的距离。

在经济方面，回想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似乎才是那个四面出击的一方，鲍尔森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民币低估的汇率和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的缺点。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奥巴马曾承诺在解决中美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进而赢得了更多蓝领工人的支持。而如今，美国却成了靶子，中国领导人则接二连三地发起攻击，批评华盛顿不负责任的金融监管方式，为支持国内复苏、不惜损害债权国利益、只顾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这种转变是不断变化的形势造成的。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理由如今没有奥巴马竞选时期那么强有力了。事实是，在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而在下半年，在美元不断走强之际，人民币保持了兑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金融危机也使辩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从专注于中国的政策和低估的人民币，转向了美国的政策和美元走软的威胁。

关注点的转变对北京是好消息，对华盛顿却是坏消息，不过没有使任何一方在消除危机的根源──不平衡上更近一步。最近召开的八国集团(G8)会议得出结论，各国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消除储蓄和消费的不平衡。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参加了八国集团会议。但是，中国领导人仍将矛头指向美国监管机构和金融体系，说它们是危机的根源，而不承认中国的产能过剩和高储蓄率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此外，美国的储蓄率上升更多的是因为有必要进行储蓄，而不是因为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提前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两国的状况看来并不利于迅速的恢复平衡。随着当前的危机结束，双方对讨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的兴趣将变得非常有限。

据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美关系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说，在气候变化方面，奥巴马政府最初认为这是双边关系中可以轻松取得进展的领域。但是，面对北京的强硬态度，奥巴马新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减排方面达成共识同解决全球失衡或遏制朝鲜的核威胁一样困难。中国可能已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不过，正如北京的谈判对手很快将指出的，按照历史排放量以及人均排放量计算，美国仍是气候变化的元凶。美国可能会发现，需要采取一手软（道德劝说）一手硬（技术转让）的方式推动中国改变谈判立场。

由于双方存在如此大的分歧，达成共识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新的对话结构不会降低这种难度。旧的战略经济对话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并将重点放在了取得具体成果上。在鲍尔森和王岐山的率领下，决策过程有了明确的界定。双方可以从每一轮会谈中获得虽然不大但却意义非凡的胜利。新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每年只举行一次，人们担心其重点将更多地放在对话本身的过程，而非具体成果上面。

至于会谈的领导者，在谈判桌两侧的内阁成员级别相当。一个危险是其决策将受到国内争论以及双边分歧的损害。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任负责中国政策的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看来，将安全问题纳入到会谈中具有实质意义，但在程序上它也大大增加了会谈的复杂程度。

从理论上讲，把安全、环境和经济问题放到一起会增加在各个方面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而在实践中，如果安全和经济会谈是分开的，交叉达成协议就不会是一种选择。但如果把它们放到了一起，那就搞不清楚双方的哪个政治家将拥有最终决定权。对于气候变化，新的会谈结构带来了另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希拉里将代表美方谈到环境问题，但她的对手戴秉国在中国内部并不负责相关事务。由于有关气候变化讨论的责任未能明确，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可能性看来有限。

由于双方的差异如此之大，建设性对话本身是有益的。但是，面对在经济、环境和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的迫切需要，对话也面临着取得成果的压力，在这方面，新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还任重道远。

本文作者Tom Orlik是SMRA China的首席经济学家，现居北京。

── 原载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