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从交通堵塞看道德发生和巩固

我国许多大城市的交通堵塞问题日益严重。究其原因,固然和道路容量不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秩序混乱。不信的话只要站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观察几分钟就会发现这个结论不错。堵车都堵在十字路口,提高十字路口的道路通过能力是减少堵车的关键。可是汽车通过十字路口的速度不到正常速度的一半。最关键的地方通过能力降低了一半以上,交通焉能不堵。

为什么汽车到了十字路口要减速,因为不论大小汽车、自行车和行人,都是争先恐后,寸步不让,见缝就钻。彼此都不相让的结果就是彼此妨碍,降低速度,有时甚至堵得谁也动弹不得。这种心理导致了损人不利己的结果,因为自己把别人和自己统统都堵在里面。见缝就钻,寸步不让并不能使自己得利。这里发生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要按使自己和别人都遭受损失的方式行事?

在制度经济学中有一条重要的原理。即当个人改变行为不能扭转局势时,人们会选择不利于自己的制度。在混乱的十字路口如果某人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采取礼貌谦让的态度,结果将如何呢?他原本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可是他一个人的礼貌谦让不会改变其他人的行为,马路上仍旧是一团混乱,他温良恭顺地站在旁边反倒成了傻瓜。最后他只好和其他人一样,冲向那已经乱成一团的道口。这一原理深奥又简单。如果我们和司机们谈谈道路的堵塞问题,他们会十分确切地总结说,司机和行人的文化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每个人都明白个中道理,可是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

人原本是万物之灵。可是陷入这样的困境居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根据考古学家的考证,人之异于动物还不在于学会了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而是从互相争夺转变为互相合作和自我制约。换句话说,是道德的出现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但这个过程耗费了几十万年之久。如果我们听任交通堵塞的状态自生自灭,经过十年二十年,通过反复的协商和调停,人们也会慢慢改变行为方式。但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能够找到别的更好的出路吗?

这里就要政府来起作用了。是的,政府已经在起作用了。在道口设了红绿灯,配了交通警,制订了交通法规。但这些还不够。因为当前堵车的原因是在红绿灯下发生的。光有硬性指令而缺乏道德的自觉,堵车照样难免。我们需要在法规之外再增加尊重他人的自我制约。也就是要求政府在道德的层次,文化的层次上来解决交通问题,要通过他们的表率作用唤起全体市民的觉悟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前面说了,普通人的行为改变不了全局。但领头人的行为却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在家庭里家长是领头人,在学校里师长是领头人,社会上官员是领头人。不难设想,如果一国的政府官员个个严于律已,它的社会必有一向上的道德风气;如果政府官员人人见钱眼开,苟且偷安,它的社会很可能是盗贼蜂起,人心思乱。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上行下效”。官员们的带头行为比写几百篇文章,开几十次大会更有效得多。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制订有政府官员的守则。我国将来或许也会制订。

良好的道德风气难于建立和稳固,在博奕论中称之为不稳定均衡。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充分尊重别人,信任别人的社会中,恰好容易给少数不义小人钻空子。因为“君子可欺以其方”。少数人钻空子得了利,可能诱致更多的人学他们。道德风气很快就会垮下去。在交通礼让的例子上,如果官员们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而是以高人一等的态度,甚至运用政府的特权,带头破坏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交通规则,那末交通混乱的状态更无望解决。可惜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法院、公安、检察等执法部门的小车,鸣着警笛,呼啸而过。政府是应该拥有某种特权的,因为他负责管理公共事务。所以交通规则中允许救火车、救护车、警车等在执行紧急公务时可以例外地不遵守交通规则。可是这种特权对许多人而言极具有诱惑力,所以有时不是紧急公务的情况下,也动用警车开道。究竟什么情况下应该用警车,什么情况不该用,局外人根本无从判断,只有靠这些拥有特权的部门自觉执行。相反,如果执法部门带头不守法,要谈道德表率作用则更是缘木求鱼了。

1996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