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探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深层原因

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发生原因和动态生成机制，应该说是经济学各学科所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现代微观经济学所要阐释的市场竞争的优长，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各国发展道路，比较经济学对不同国家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分析，说到底都是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发生原因和机制的探究。甚至经济史的研究，说到底也是从历史的视角对人类社会经济繁荣与发展路径的反思、评述和回顾。不但对经济学科来说是这样，对单个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从各种研究视角探讨并揭示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内在原因，应该是每个经济学人的天职（calling）。正因为如此，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从马歇尔的《经济学》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凯恩斯的《通论》到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到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甚至从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说到底无一不是不在探究、揭示和阐述人类社会经济繁荣和兴衰的发生机制和情形。在21世纪初转型中的中国，在经济学的传统之中，林毅夫教授出版了他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讲演稿的中文版：《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也自然不会离开这个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这部著作正文一开始，毅夫就明确把探究和反思人类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发生原因和机制，定为该书的主旨，开门见山，深稽博考，敷析渊微。

经济繁荣之谜

一个社会的快速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繁荣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用美国新经济史学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North）的话语来说，到底有哪些因素决定了一国经济绩效？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迄今为止，仍可谓是见仁见智。一些学者根据大多数发达国家均处在温带――尤其是北半球的温带――而主张地理决定论；也有些经济学家则鉴于欧洲中世纪以来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史实而认为一国的对外贸易和开放是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近些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鉴于对文化信念、社会信任和价值观对财富创造和市场交易的影响而主张文化和社会资本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当然，自凡勃伦和康芒斯等老制度学派开始，一直到科斯（Ronald Coase）、诺思、巴泽尔（Yoram Barzel）、奥尔森（Mancur Olson）、格雷夫（Avner Greif）、阿斯莫古鲁（Daron Acemoglu）等新一代制度学家们，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绩效和社会繁荣的首要因素。然而，纵观世界各国近现代经济运行和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我们会发现，经济增长原因的任何一维主张或一维决定论，均能找到一些反例，因而，经济学家们在探讨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感到充满困惑。譬如，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在2004年出版的《经济增长之谜》一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自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究这一问题。然而，在过了200年之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秘密。”事实上，在1976年发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逻辑”一文中，当代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也说过类似的话。可能正是鉴于这一状况，目前风头正劲的美国年轻一代制度经济学家阿斯莫古鲁等人则把运气和机会也看作为决定一国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不确定性，信贷市场和政府政策方面的异质性等因素，在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逃脱出贫困陷阱时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由于任何单因素决定论均不能自圆其说，故应该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视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制度、地理、文化、贸易、开放、运气以及历史发展的机遇等等，均会在其中综合起作用。当然，目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制度因素在其中起着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如果制度不到位，即使任何其他有利条件或因素均在，却仍然不能孕生快速经济增长。正如诺思在其名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第一段话就说：“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如果说制度是决定快速经济增长是否在一国发生的关键因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那些决定一国经济绩效的合宜的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在这个问题上，毅夫似乎走向了凯恩斯的“思想认识决定论”。在《通论》中最后一章，凯恩斯曾精辟地指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想象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不论迟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想，而非既得利益。”经过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转型国家――经济发展原因的多年探索，毅夫最终达致了与凯恩斯这一见解相似的认识，现在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就连数十年来锲而不舍地探寻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原因的诺思教授，到晚年不也是走向了心灵哲学，认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尤其是政府决策者的意向性在经济发展路径和社会繁荣兴衰中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譬如，在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的前言中，诺思就明确指出：“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在于参与者的意向性。……人类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选择――决策――是根据一些旨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感知中做出的。因而，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为行为人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型塑的一个刻意过程（a deliberate process）”（第viii－ix页）。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思又一再指出：“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了人类处境的变化”。由此，诺思认为，“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见该书，第、23、83页）。读读毅夫《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第二部分最后的分析，再看看诺思的一些新近见解，真的感到好像是二人同归殊途。

然而，如果采取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研究策略而追问人类社会经济繁荣的最终原因，这种政府决策者的思想认识或意向性决定论以及主流社会思潮决定论并没有完全跳出自己的困境。这里且不说那种能洞悉导致人类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繁荣的经济社会发展法则的思想认识从何而来、如何产生本身就是个难能揭示的问题（从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判断这里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即使我们承认人们的思想认识、确当的集体意向性和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一国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战略，下面这样一个看似浅层次的问题也就蛮够我们费脑筋的了：某一思想认识和理论洞见又是如何变成为决定一国命运的主流社会思潮的？举例来说，早在两千多年，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就意识到了人们的自利追求和市场交易是财富创造的最为有利和和有效的社会机制安排，明朝中期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丘浚（1420－1495）在15世纪就在《大学衍义补》中发现了类似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运行原理，并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运行干预，但为什么司马迁和丘浚的主张和见解没有像斯密的《国富论》一样成为主导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社会思潮而引导中国自发地孕生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很显然，这里面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在其中，而远非是一维的决定论所能解释得了的。

自生能力

如果说在认识一国社会繁荣和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方面到目前为止仍然存有许多谜团，因而仍需要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探讨并予以揭示的话，那么，从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的微观视角来揭示20世纪下半叶以来转型国家的发展策略和经济绩效，却是林毅夫教授近些年来所独自开创的一条较为言之成理的经济解释之路。

按照毅夫对近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多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迫于大国生存竞争，均把赶超近代以来兴起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导向和经济目标。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的确当认识，这些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在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时，违背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导致一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并不符合一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结果，这些企业生产成本相对而言更高，没有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的保护，就无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毅夫把这种企业称作为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

按照这个标准定义，如果在一国中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这反过来也说明一国政府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是违反比较优势理论的，因而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从本国的“后发优势”中获益。不仅如此，若政府决策者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没有正确认识，仅凭自己赶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良好愿望和长官意志任意制定本国的发展战略，有违比较优势原理，强行设立并持续扶植大量没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不但会致使一国的经济表现低下，而且会造成政府官员依靠权力寻租，并最终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因而，按照毅夫的见解，那些有违比较优势战略的政府发展战略，一定会导致资源错配、激励不兼容、软预算约束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寻租，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停滞和社会危机的频繁发生。

从上述分析问题的理路来看，毅夫提出“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是合宜的，既有广泛的解释力，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应该把自生能力视作为经济学――尤其是比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而，我们却似乎不能止步于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认为一国的经济绩效差、经济停滞乃至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该国存在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自生能力企业的产生与存在又在于政府决策者没能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致使政府决策者采取不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战略？是制度因素？还是认识问题？如果说是认识问题，那么，应该让决策者读经济学哪门学派的理论才能认识清楚比较优势原理？是让他们去研读亚当•斯密《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还是让他们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或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即使一些“政治企业家”（诺思语）相信了比较优势原理，他们又能任意地在各国的现实实践中制定并推行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建立并一大批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与其把它看成是一个完全是由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所决定的固定参数，而毋宁把它看成是随经济发展而变动不居的动态过程。譬如，新加坡并没有任何石油资源，但这却并没有阻碍新加坡到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庞大炼油和重化工业，成为与荷兰鹿特丹、美国休斯敦并列的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在20世纪50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前，朝鲜半岛的重工业和矿产资源几乎全集中在北朝鲜，但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并没有使北朝鲜在战后经济崛起，而倒是南韩在60年代之后迅速成长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有反例。譬如，宝山钢铁公司在最初选址和初建时应该说并不符合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但这也并没有阻碍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宝钢逐渐成长和演变为一个在中国乃至当今世界上均具竞争力的现代钢铁集团。也许我们会问：到底宝钢集团现在是不是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到这里，我们似乎就有些清楚了，即使我们承认一国的大多数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是评估一国经济体制是否合宜的一个微观标准，但却仍然难能从这一概念或分析理路来解释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兴衰的最终原因。因为，企业的自生能力说到底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一种体制运行的结果，而显然不是某种体制产生、存在和是否有效率的原因。

出路在哪里？

揭示国富国穷与经济兴衰繁荣的原因，已使经济学成为了揭示古汉语“经邦济世”“经世济民”意义上的“经济”之道的一门学问。这一方面决定了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学成为一种容易让人痴迷的学问。对此，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E. Jr. Lucas）曾不无感慨地说，探讨社会兴衰和国富国穷之原因“诸如此类的问题所包含的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简直令人惊讶：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