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中国“经济奇迹”的真相与隐忧」正文
在过去近三十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其他国家很少见到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不少人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将中国罕见的经济增长过程视为一个“奇迹”。有些人甚至表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决策体制的优越以及经济政策的高明。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我却看到了巨大的隐忧。
经济增长代表的是一国潜在GDP的增加，或者说当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向外移动时，就实现的经济增长。以生产法统计的GDP由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总投资、政府消费和投资及净出口四个部分组成，而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以及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四个要素。通过分析与这些因素有关的数据，人们可以大致看出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
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90年代，这些人口就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据国内一些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这一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显然难以归功于体制优势或决策高明。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自2000年到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但这种增加主要源于大量工人从农业等相对低效的行业转移到制造业，而不是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中国劳动生产率2008年在全世界排名第85位，比俄罗斯（51位）和巴西（65）都要低（印度的数据尚无法获得），只是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强。
劳动者技术水平未能得到提高，是劳动力再生产水平过低的结果。而过低的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在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劳动者无法较为充分和合理地享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在利润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中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持续减少。近年来，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另外，中国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约有三分之二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所取得。这些非工资收入经营、技术所得外,很大一部分是以腐败形式表现出的转移收入。如此巨大的灰色或腐败收入,可以从庞大的政府财政收支规模中找到原因。
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31%左右，是GDP增长幅度的近三倍。中国政府一年花的钱约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或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而美国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经济增长缺乏自主性。在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以及政府投资占国内投资的比重都是最高的。由于经营业绩考核并不考虑资本使用成本，同时为了避免利润上缴，国有企业总是倾向于扩大投资规模。中国一直因为投资增长率过高、投资占GDP比重过高而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
在目前的体制下，政府财政预算及其执行过程基本不受实质性的监督，各级政府因而多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大肆兴建政府机构所用的楼堂馆所，并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大量投资。这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过低，这说明民众收入并未普遍地伴随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正因为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同时政府预算中民生开支比例过低，使得与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起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
中国的资产性财富约四分之三由国家拥有，加上中国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规模，政府本来最有能力缓解贫富差距，但中国却成为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最快的国家。这表明，尽管政府在第一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却没有缓和而是不断扩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另外，GDP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有些时候GDP核算中可能存在一些非常荒谬的数据。比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可能提高GDP。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医疗产业大幅度增长，GDP也随之增加。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不能反映整个社会为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成本。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1997年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为54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8%。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则认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8~13%。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几乎被环境污染完全抵消。
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环境污染来维持的话，从自然资源的开发中所获得的收入将产生收入效应，使得经济体生产制造方面的技术能力丧失。当比较优势的优势禀赋为自然资源和低环境保护水平时，对高技术、低能耗企业将产生挤出效应。
同时，在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下，由于出口顺差将导致汇率上升，从而对技术进步的可持续增长领域产生挤出效应。一旦人口红利、自然资源消耗殆尽或生态系统难以支撑之时，这种国家将变成一个无增长潜力的工业废墟。
上述数据读起来可能非常枯燥，但却能够提供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的真相和隐忧。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政府，一些掌握或接近政府权力的人不顾一切地推动经济的增长，是因为他们能够从经济增长中分得最大的份额。在中国各地，制订产业发展政策和实施重要经济项目的，主要不是当地的民众，而是任期届满即可能另谋高就的政府官员，以及与政府官员关系良好的外来投资者。这些人基本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人比其他人更能够远离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
另外，中国各地经济政策的推行，时常伴随着对民众社会、财产甚至人身权利的漠视乃至侵犯。对于任何国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是他们无比向往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却一直难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效仿对象。因为一个国家的民众若有较为充分的经济决策参与权，这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结果则不可能具有制度上的可行性。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反而变得越来越尖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如果经济增长的方式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更趋合理，但在此次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各级政府表现出的莫名兴奋，却让人感到不安。我个人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家附近的那条街道路又要施工了，尽管它在过去两年内已经被整修了好几次。不幸的是，我竟然猜对了！
（09年4月2日发表于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