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加快城市化是下一轮宏观刺激的方向

从今年前两个月的主要数据看，自去年9月以来的经济刺激路径是难以“保8”的，由于世界经济的困境明年会甚于今年，如果振兴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方向不调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今年不爆发，明年也会爆发，虽然今年到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回升到8％，但是明年全年可能会低于5％，所以对宏观刺激方向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个方向就是城市化。

现有刺激路径的局限性将日渐显露

目前的经济刺激路径被概括为扩内需、振产业、科技撑、提社保，这就把刺激路径分成了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扩大内需和提升社保水平是从需求方面出发的政策，振兴十大产业和促进科技则是从改善供给方面考虑。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如果扩大投资需求的功效已如上面分析，则效果会极为有限，甚至有很多负面影响。扩大消费目前的重要举措是家电下乡，但占全国居民总数2/3的农村居民，其收入总量仅占全部居民收入的1/3，想用农村需求增长补城市需求下降，空间极为有限，且在城市经济收缩后，农民工大量返乡，在岗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大幅度下降，农村家庭收入也是收缩的背景，所以启动农村消费的前景必定是步履维艰。

目前已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方案，其中也包括科技支撑的内容，据说还会有更多的振兴方案出台，但这都是从增加和改善供给方面来考虑的政策，虽然也有增加投资的相应安排，其结果仍是增加和改善供给。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长达200多年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在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出现投资于设备更新的投资高潮，是推动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和走出萧条的重要市场机制，但这首先是市场机制，其次是萧条的过程就是强制消除过剩产能，使供给与需求实现强制平衡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也不会引发企业内生的技术进步和更新设备要求。

我国如果不对社会总供求结构作大的调整，而是在延续目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由政府来推动产业振兴，就是把结构调整措施变成了总量扩张措施，其效果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发生危机后的设备更新高潮效果就很不同，这个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产业振兴方案不会有效消除过剩产能，反而会加大过剩产能。例如刚刚出台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就要求，在未来三年中央财政要投资百亿元，促使汽车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10％。从前两月的工业产出结构看，代表生产能力增长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电器机械设备这三个设备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都分别比同期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高出18％、192％和147％，这说明产能释放阶段还没有过去，如果再要求产业振兴，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延续目前的经济结构增加投资与产出，越往后看，宏观调控的实施空间就越小，因为到2007年四季度最高峰时，由净出口所代表的国内生产过剩程度，已相当于GDP的12％，在出口大幅度萎缩和产能继续释放的背景下，今年的过剩程度可能会达到15％，按去年30万亿元总产出计算，就是4.5万亿元。

虽然中国财政赤字占当年GDP的比率目前还不到20％，但若是走到日本那样因民间需求持续萎缩，只能由财政来担当需求大局的那一步，只要不到4年时间，财政累积赤字就会超过占GDP60％的警戒线，年度赤字规模也会4倍于占GDP3％的警戒线。因此如果危机持续，用光了政府的调控回旋余地，经济可能还是走不出来。

所以结论就是，目前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会很有限，而且越往后其局限性就越明显，甚至会由于加重了未来的生产过剩而走到政策出发点的反面。如果美国次债危机所引发的这场萧条，是一场温和的、短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我们目前的刺激政策就是足够的，但情况显然已经不是如此，我们的经济振兴方案就必须立足于应付一场严重的、长期的世界性萧条，必须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而这个战略方向就是城市化。

城市化创造需求的三个表现

众所周知，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经济的现代化就是依托这两个过程完成的。这两个过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所以，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会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会引发生产性投资，从而为转入城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是会引发建设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给排水、电力、通讯、垃圾和污染物处理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为满足城市人口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为现代消费品进入居民消费领域所准备的基础条件。

例如目前中国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是农村人口的11倍，就是因为洗衣机、热水器等产品有城市中发达的给排水和电力体系依托，能得以普及的缘故，这也是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基本家电在城乡之间的普及率能相差2-4倍的根本原因，至于轿车进入居民家庭，更是需要城市中发达的道路建设条件。三是会引发房地产投资，以满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企业的发展需求。从住宅投资看，由于城市住房比农村要讲究，地价也高，所以2007年中国的城市仅占1/3，但人均住宅投资却大约是同年农村人均住房投资的12倍。从总体看，粗略地计算，中国从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会引出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第二，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这是因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农村，有能力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此外，即便是现代农村，仍保留了很多自然经济的痕迹，许多消费品是自给自足的，例如从统计资料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有超过40％是非现金形式的，而直到2007年，全国农村平均仍有14.2％是非现金形式的。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第三，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的，不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必须有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如流通与通讯服务体系、金融与法律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与交易体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与医疗、娱乐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在农村，由于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这些服务产业就没有巨大发展空间。

由于新中国在改革前及改革后30年长期发展中，都延续了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结构：从产出水平看，已经达到了可以满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国家的生产能力，但是从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导致国内需求总规模与供给总规模严重不对称，由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总量循环过程中的巨大断裂层，这是中国形成长期过高的储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长期高度依赖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当代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过度储蓄和生产过剩的基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现在人群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例如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78年是2.68倍，2008年已上升到3.31倍。经济学理论说明，居民储蓄水平是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不断提高的，2007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是77％，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是67％，说明城市居民家庭的储蓄能力比农村居民要高出10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虽然不是主体，但因为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所以1/3的人口比重却占有超过70％的居民总收入，城市人口的储蓄能力强就导致了过高储蓄率的发生，相应抑制了消费总量与供给总量的平衡过程，由此引发生产过剩。

如果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则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战略，就必然会导致一国的内部需求被长期压抑的结果，所以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

2003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以石油、铁矿和有色金属矿所代表的重工业所需资源性产品消耗，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这些资源的国际依赖率不断提高，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流向了中国，铁矿砂和铜、铝等有色金属进口则占到了80％-90％。中国的城市化将会带来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资源需求，对国内和国际资源都是巨大压力，如果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同时为城市化补课，中国面临的资源压力及其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涨就会更猛烈，但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和长期持续前景，给中国在此时推动城市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因为全球经济落潮引起全球资源需求减少和价格下跌，中国在这个时期启动城市化进程，就会减少很多国际麻烦与支付更低的成本。正是“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综上所述，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必然会出现一个为城市化补课的城市化高潮。目前的国内国际因素都在推动中国立即推出城市化战略，我相信在政府看清了世界经济危机将长期化这个前景后，就必将成为中国政府下一步的必然选择。

城市化的步子该怎么迈

推动城市化战略就要对中国的产业空间布局、人口布局、交通网络布局等都进行重大调整，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一倍到9亿人，许多中小城市将变成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许多大城市将变成人口超千万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有哪些、建在哪、怎么建等，都必须进行审慎而详细的规划与论证，不是短期内能够实施的事情，但如果此时开始启动，相信有两年时间也足够了。

对应付世界性经济衰退来说，这是否有些缓不济急？并非如此，因为城市化还包括了对城市存量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这个重要内容。我在1993和2005年曾经承担了国家计委“九五”和“十一五”规划有关区域经济的背景研究工作，曾分别提出到2010年建立九大都市圈和到2030年建立20大都市圈的构想，其中在最近的研究中设想，到2030年中国达到15.5亿人口时，从兼顾吃饭和建设需要出发，中国将有450个百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大城市，而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30个以上。由于中国目前的城市已经超过600个，在未来还要减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依托现有城市规模展开，而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增长，有哪些城市可以作为未来的中心城市或重要的功能型城市，目前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城市化就可以先从这些城市起步。

现有城市的扩张也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对旧城区的改造，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积率，第二步才是以旧城改造所创造出的新空间，为未来的新增城市人口建设就业与居住条件，如工商企业和住宅小区等。东亚地区与中国相似的是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城市容积率（即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的比率）是2，我国台湾省是1.2，香港是1.6，中国内地平均只有0.78（2006年），因此一方面土地紧缺、一方面严重浪费就是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现状，而改变这个现状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必要条件。

同时，自1998年以来，中国城市的住宅发展走的是单一市场化道路，而在本轮经济增长中大约有40％的城市居民，其收入增长率低于房价上涨率，使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永远不可能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住房问题，由此引发了强烈的不满。而在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是市场化与保障性住房两分开的政策，即有大约一半左右的居民是住政府提供的公房或廉租屋。如果中国在未来十年城市人口增加到9亿人，其中有一半人口特别是新增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居住在保障性住宅，按人均25平米建筑面积和每平米2500元投资计算，投资总额将高达28万亿元，如果未来5年每年的保障性住宅开工面积达到10亿平米，总投资达到2.5万亿元，就已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住宅开工面积和83％的住宅投资额，将是对房地产业的强劲拉动，也会极大缓解已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等生产领域的困境。

从长远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大都市圈的道路。目前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均占地是中小城市的1/6，单位土地产出率却是中小城市的40倍，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到人口总数上升到15.5亿人，其中12亿人居住在城市的时候，耕地面积就会缩减到16亿亩以下，就不能满足中国人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大城市还不够，还必须建设大都市圈，因为都市圈的概念是，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口，基本是依托都市圈内的生产体系来满足生活消费的，这就是“圈”这个概念的由来。都市圈的地理半径在120-150公里，这是汽车一小时的运输半径，不仅可以保有最高的运输效率，更由于交通半径小而节约了对交通占地的要求，而自2003年以来，中国因交通占地增长所占用的空间，更大于城市占地规模。

土地稀缺所导致的地价上涨和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的要求，都在推动中国城市以都市圈模式发展，许多地方政府顺应市场规模和企业发展要求已提出了建设都市圈的设想。从交通方面看，中国长距离运输基本是走铁路，短距离走公路，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铁路货物平均运距一直呈下降趋势，已从1995年的807公里下降到去年的759公里，公路平均运距则从1995年的50公里上升到去年的69.5公里，而且在同期内，公路货运周转量占铁路货运周转量的比率从36％上升到48％，说明国内短途货运增长显著快于长途货运增长。这就是都市圈经济在不断孕育发展的标志。我们可以把铁路与公路运输里程的变化当做是都市圈发展的标志或指数，如果公路平均运距上升到100公里以上，则大都市圈模式就已经在中国生根了。(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