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

现在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样，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赚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事。这样的话，经济危机不论多么深，我们总是能走出来的。

当前最重要的是让企业家有信心给企业家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在过去的30年，中国主要进行了两大改革――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其中，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价格改革不会那么成功，同样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不会那么成功，因为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就没有人接手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就不会容纳下释放出来的这些资产和劳动力。可是，现在国家出台一些政策，多是对国有企业的，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针对非国有企业的这一块举措很少。

现在，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下滑的困难，原因多方面。我认为造成这个困难的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现象，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在前几年经济形势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头脑可能变热了，对一些企业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措施，使它的成本大大地提高。比如2007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使得企业用工制度变得非常地僵化，出现了大量企业不愿意再雇人的情况，还有一些企业甚至出现了经营困难。于是，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好多企业开始关闭，甚至有一些韩国企业不辞而别，还有一些企业转往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自己的政策对当前危机的影响，我认为这至少是加重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

我们要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样，他就会去投资，就会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我发现一个不太好的迹象，好多企业家没有信心，甚至原来不准备移民的一些企业家，现在又开始准备移民。因此，我们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非常重要。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人的配置，是最聪明的那些人的配置。最聪明的人决定着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是创造财富还是分配财富，决定着经济是停滞还是成长。在我看来，最聪明的人最适合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做政府，一件是做企业。企业家对社会、经济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谈30年经济成就的时候，绝对不要忘记，没有三代企业家像接力赛那样传承的话，中国经济不会如此地成功。

按照创业背景来说，根据我对中国首富200名做的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看，这三代企业家，第一代是在1988年之前的企业家，他们主要是由农民转变的企业家，他们55.3％都是农民或者是城市无业者出身，另外有17.1％是港澳同胞，而这些港澳同胞大部分也是当年偷渡或者移民过去的农民，这两部分加起来就70％多。那时候稍微有门路可进政府和国企的人，都不会去当企业家，不会做私人企业。第二代企业家，71.9％是政府官员或者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出身，他们是1988年到1997年间，由原政府、国有部门工作人员转变而来。第三代企业家55％是海外回来创业的企业家，即海归派企业家。

中国第一个1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和商业，是那些农民企业家在干。第二个10年主要靠地产和金融，是从政府出来的那些人在做。第三个10年是高科技产业，主要是那些海归企业家在做。

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当时社会最弱势的那些群体，他们做了在当时所有城里人、国有企业的人都不愿意干的事，最后他变富了，也使得我们第一个10年的经济成长了，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今天我们在舆论上，又认为他有原罪，认为他的钱不干净，这样的话他怎么能有信心，怎么能有安全感呢？所以，现在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那样，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赚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给别人提供工作的事。我想，这样的话，经济危机不论多么深，我们总是能走出来的。

市场经济的微妙在于自己幸福首先让别人幸福

我们不要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就认为中国不应该继续改革开放了。我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一直摇摇晃晃坐着拖拉机，很羡慕美国人坐飞机，于是，我们也准备研究飞机、造飞机，但是，突然之间美国的飞机掉下来了，我们感到很庆幸：幸亏我们坐的是拖拉机。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是坐拖拉机好？不去坐飞机？肯定不是的，我们还必须要研究飞机、造飞机、坐飞机。

诚然，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以简单移植。不过，人类的本性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差距。追求幸福，这是普遍的人性，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而市场经济的微妙之处就在于，你要自己幸福，首先得让别人幸福。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的东西消费者不喜欢，那老板是不可能赚钱的。这就是所谓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规律。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制度――自己要幸福首先必须让别人幸福。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美国式的、欧洲式的、中国式的，可能具体细节不一样，但在所有成功制度的背后，一定都是满足这个要求的，这在经济学上叫激励相容。

人类的财富是怎么创造的？是那些真正的私有的企业，它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激励相容中产生了巨大的财富，这也包括西方的金融创新、科技创新。美国企业过去30年在高科技领域一直领先，给我们提供了现在得以享受的好多东西。如果没有它自由的金融制度，这些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未来仍然要往前走，继续扩大开放，包括给金融企业更多的自由。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原来那个制度就没有危机，其实我们是靠大量的财富把这些危机已经填补了，比如过去光解决银行呆坏帐就花费了两万多亿人民币，这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的时候。当然，我们更开放以后，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危机，但是权衡利弊发现，我们还应该继续往前走。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先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然后再逐步把“假斑马”变成“真斑马”这样一个过程。现在，中国的一部分“马”已经彻底换成“斑马”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马”还是画着白道道的“斑马”，包括一些大的国有企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些画了白道道的“马”变成真正的“斑马”。为了完成这个过程，我觉得，未来30年的改革重点应该由经济改革转向宪政制度、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未来30年，前15年主要是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产权制度进行更好的保护，只有这样，前30年改革的成就才能得到稳固。然后到后15年，就可能改进完善民主选举制度。这样，经过60年的改革，中国应该变成一个经济上富强、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

来源：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