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反面教材”的价值[1]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

----1972年9月6日，毛主席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

当前，在全球经济、全球环境、全球稳定迫切需要新的变革动力的历史关头，美国却扮演着一个“反面教材”(retrograde)的角色。无论从战略上还是道义上，今天的美国不但没有给世界提供榜样，恰恰相反，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它的竞争对手--中国、俄罗斯越来越有理由充分地认识到，必须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所谓民主和人权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丝毫没有帮助。甚至连来自伊朗的穆罕默德 阿曼达 内贾德，竟然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利用我们所陷入的困境嘲笑我们，并公开宣告“美国时代的终结”。

-----2008年10月13日，《纽约客》杂志社论

自2008年9月15日起，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倒闭风潮震动世界，金融动荡至今尚未平息。这次空前的金融崩溃，无疑掀开了世界史的一个新时代。

由于在某些自诩的“精英人士”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秩序，所以很自然的，在最近30年来的中国，美国的形象只有“正面教材”的意义，而没有任何“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种对美国的理解不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对当代中国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误导作用。而当下美国金融业的崩溃，再次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系统地认识和了解美国的契机[2]。本文以一个特定角度，从三个方面概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变革和走向危机的过程。目的是希望当下的中国在损失了在美部分投资之际，亦能够籍此而有所“获得”，这就是更加清晰、系统和全面地检讨对美国的政策并增加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认识。倘能如此，此次昂贵的学费亦可以说算是没有完全白交。

一，20世纪初的崛起：美国利用“世界债主”地位获得世界霸权

1. 债务关系与市场逻辑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这本启示录式的小薄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现代欧洲国家关系的实质是债务关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一切现代西方道德都建立在这个实质的基础之上。因而现代西方道德的实质是“恶”，而不是“善”。

基督教道德的箴言是“爱你的敌人”，“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而尼采指出：这种基督教道德其实就起源于债主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爱你的敌人，也就是爱你的债务人，所谓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就是如果他还不起债，那么你就继续借债给他---这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实质。

如果用尼采的启示来解释上世纪初的欧洲乃至北大西洋各国所面临的形势，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家间及其与美国的关系，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种关系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洞察：因为这种关系背后的实质和基础，确实就是国家间的债务关系。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从而背上了巨大的战争赔款， 由于美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借款给交战各国，所以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主。因此简而言之，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间的基本关系就是：英法是德国的债主，而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主，从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作是当时西方国家间关系的实质。

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在债务关系和债主-债务人的基础上，即在如何还债、如何处理债务的议题上，才产生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这也就是说：金本位的货币尺度和自由贸易的逻辑，其实首先是作为一个处理、平衡国家间债务的机制被提出、采纳并信奉的，----这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起源的一个要害。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实行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该政策的核心是：以黄金价格为基础的货币稳定政策，以及以黄金转移、流动来平衡国家间贸易的原则。它把稳定货币和贸易平衡当作一个国家经济的根本目标，这同时意味着，这一政策从一开始上就不是把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把民生、把社会稳定、把国家安全当作国家财政的基本目标，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处理国家间事务---具体说就是国家间债务的一个机制（当然也可以说：这项政策与我国最近所倡议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依靠和扩大内需，统筹发展，加强金融监管是完全南辕北辙的）。

因此，与其说这一学说的前提是假定“世界乃各国彼此依赖的市场”，还不如说：它假定国家间的债务关系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解决。因为按照这种天真到了完美的逻辑：债权国由于黄金储备增加，随之自动导致其货币升值，从而其产品价格上涨，其出口自动放缓，黄金储备流出。反之：债务国由于其黄金储备减少，随之其货币贬值，其产品则具有了价格优势，于是出口增加，黄金回流，货币也因而稳定。

但是，一旦考虑到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的真实基础是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考虑到这种债务关系的现实性和迫切性，那么，“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内涵的“强制性”也就一目了然了。实际上，也正是这个自由市场的方案中所必然蕴涵的强制性，最终彻底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从而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偿债能力。因为它以“（市场）规范”的名义，不但拒绝考虑各个国家实际的经济情况，更拒绝考虑债务国的经济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以至于对于债务国来说，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方案。

这种强制性意味着债务国必须通过结构调整， 努力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乃至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以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 这就使得债务国的经济完全服务于出口而不是国内需求。同时它还进一步要求：债务国必须严厉削减国内开支，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包括裁员下岗分流政策，以维持国内货币的稳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给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开出的药方无非就是 “紧缩的货币政策+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这两条，它是充分暴露市场逻辑和市场关系之强制性的最近一个范例。）

而一旦我们明了了市场关系的现实基础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真实关系，那么，布罗代尔的以下名言其实也就什么费解之处了----众所周知，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而‘计划’则不然”。

众所周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大萧条”），而导致大萧条的根源，就是欧洲国家奉行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造成的包括失业在内的广泛社会灾难、贸易纠纷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当时，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为了偿还美国的债务，一方面对外积极逼迫德国偿还战争赔款，一方面对内积极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只顾全力赚钱偿债，而不惜牺牲国内的经济，只顾增加对外出口、使得经济高度外向型， 罔顾内需和国内经济结构。同时，各国为了稳定国内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努力削减开支，而更是罔顾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不惜造成大规模的下岗失业。

Karl Polanyi（卡尔 波拉尼）在《大转型》这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巨著中指出： 发源于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假定了一个自我调控的市场乌托邦，而且，它更用乌托邦式的词句掩盖了市场逻辑中蕴涵的根深蒂固的强制性，掩盖了自我调控的市场逻辑以“规范”代替现实的冷酷的形而上学专制主义。也正是对这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的迷信，导致欧洲各国在二战前采用了极其荒谬的经济政策，使得欧洲各国的经济活动完全罔顾社会民生、罔顾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债务国的社会民生和承受能力，因此Karl polanyi才痛切地说，问题不在赤裸裸的强制，而在于人们为什么总是认识不到所谓（自我调控的市场 ）“规范”本身正是一种强制。

Polanyi还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单纯的权力争夺，它最终导致了在西方各国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权力体系，现代欧洲的所谓“国际主义原则”也就产生于此，但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却彻底粉碎了这个国家间相对平衡的权力体系---这是因为，建立在债务关系之上的市场逻辑，首先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并最终由于各国经济彼此严重互相依赖的“市场关系”，从而连带性地、“自然而然”地粉碎了欧洲各国的内需能力、社会能力、经济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标志着：相对均衡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包括建立于其上的欧洲式的“国际主义”，被自我调节的市场逻辑摧毁了而已。

2. 美国率先反对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主”的美国，在这个由美国-欧洲（以英美为首）-德国之间的连环债务关系构成的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是历史性和关键性的。

如果用最简单地语言来描述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当时的美国严厉无情、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欧洲各国削减和延迟偿债的请求。----这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今天不得不接受美国永无止境地赖帐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二，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理直气壮地抛弃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乌托邦教条的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主，罗斯福政府不但没有让美元升值，而且反而使得美元大幅度贬值，从而一方面刺激美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又吸引大量外国资金涌入购买美国股票，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黄金储备。作为唯一一个任职四届、并且病逝在这个位置上的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一方面对外坚持欧洲各国必须按期偿还美国的债务，另一方面对内则实行国内市场保护政策，从而堵死了欧洲各国通过加强对美国的出口以偿还美国债务的可能性，而美元相对于黄金的贬值，则使得欧洲通过出口赚取的、用以偿债的美元一路缩水，----毫无疑问，美国长期这样做，实际上也就等于把欧洲逼上了绝路，最终对英法等国来说，他们剩下的道路其实也只有两条：一，进一步加强国内的紧缩政策，二，进一步加强压力，向战败国德国催债。而这两条道路的结果实际上都指向了世界大战。

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德国最终拒绝偿还赔款，而选择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爆发。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毫无疑问在于西方列强各国之间的债务关系破裂，但更为意义深远的却是，与债务关系同时破裂和被粉碎的，乃是一战后形成的欧洲各国之间相对平衡的权力体系，这也包括欧洲一直高傲地自我标榜的所谓的“国际主义”。

而关于美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Michael Hudson 在Super imperialism一书中有如下简要评价，他说：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简单地说是由当时的美国“催债”造成的，但是，美国显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债务链条崩断后会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也并没有努力去避免这样的后果。（It was a war that United state had no desire to bring about, but had no deep feeling that it must prevent）--我想，这应该是持平之论。

但是，需要补充的仍然是：实际上，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真正要瓦解和粉碎的，恰恰正是一战后所形成的西方国家间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和权力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世界债主”的地位和它所掌握的巨额债务，不过是它用来粉碎这个体系的有效工具和有力武器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的美国其实并不缺钱，然而，美国政府还是逼迫欧洲立即偿债，即使由此而导致整个世界金融秩序瓦解，美国也在所不惜----而我们如果做一个简单对比，就不难看到，美国当年“破釜沉舟”的气魄，即不惜毁掉国际金融秩序也要讨债的举措，显然是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的任何一位“债主”连想也不敢想像的。

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其得天独厚地具备某些条件。第一，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美国的农业不仅完全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大规模出口，美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很低，长期保持在5%的水平，因而，所谓“自由贸易”对于美国而言甚至就是可有可无的。第二，美国自内战（南北战争）以来就形成了极其特殊的政治体制，那就是总统必须听命于国会，而国会的议员又只是服从于他们所来自的选区，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美国的“国际责任”只能服从其国内利益，甚至其国家利益也取决于各州之间的利益博弈---一言以蔽之，这种体制决定了美国一定是把其国内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把所谓“国际责任”放在次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