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北京该如何应对经济衰退？

（倪烨 译)

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物业泡沫破裂，国外需求减少，两相作用之下，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对外出口和国内物业在经济增长周期中占有半数的推动力，然而，在未来12个月里，这些行业可能会滞缓不前，甚至大大收缩。不用说，经济增长放缓意义非同小可。

许多企业、地方政府和学者主张放弃宏观紧缩（即借贷更多的钱），主张直接干预，以托起物业市场和股票价格，说白了就是营救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不过，这样做没有用，反倒会引起动荡。尽管跟高峰期相比，中国股票下降了60 ％，但股票市值并没有被低估。物业的问题是价格过高，没有买家敢于问津。解决的办法是降低价格

宏观紧缩，尽管听起来很豪壮，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据央行的数字，今年前七个月金融机构贷款增加了31000亿元（35000亿港元），去年同比增长29000亿元。2008年上半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去年同比增长了20 ％ ，因此，不考虑其它因素，债务额应高出20 ％ 。

此外，去年公司在香港与上海市场筹资6400亿元，合每月534亿元，而今年迄今每月筹资只有168亿元。

根据经济基础效应和股市情况再作调整，今年增量资金紧缩度为13 ％。

这种减少是不是有点儿过了？今年前七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最广泛的通膨指标――上涨了9. 6％，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7 . 1％。即使用最不严格的标准衡量也可以看出，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从劳动力市场、食品到能源，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强劲。除非财政状况收紧，中国有可能经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增量资金13 ％的削减不足以扭转通胀的高潮。今年前七个月信贷增长速度为15.5 ％，虽然慢于往年，仍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目标。如果实质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率是9 ％ ，通货膨胀的目标是在3 ％ ，长期信贷增长速度应为12 ％ 。

由于目前信贷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比率已经很高，前者的增长速度快于后者的余地是有限的。因此，虽然目前信贷增长速度是紧绌（相对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20%增长率而言），这个速度仍然过高，影响长期的稳定。为实现软着陆，逐步收紧，即逐渐削减信贷增长速度是可取的。有可能，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将放缓数年之久。一般情况下，打开信贷之门是没有必要的。

从微观经济层面看，救助也是没有道理的。物业方面的问题是客户的支付能力过低，销售率直线下降。借贷更多的钱给开发商只是意味着给他们更多的资金来积压存货。短期内，这样会减少楼价下跌的压力，但长期而言会导致更大的问题。长远来看，存货过多只能靠降低价格来应对。可持续楼价大概应低于目前水平的30%到50%。阻止价格的调整，只会导致物业市场功能失调。

中小型企业雇用了大批劳动力。它们的健康发展对保持一个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救助这些企业并不会帮助它们健康发展。一个企业要健康蓬勃地发展，就必须参与竞争。中国的中小型企业的生存过分依赖于价格竞争。随着中国进入通货膨胀和成本上涨时期，这一战略将是行不通的，企业要适应并提高他们的技术和质量。

许多中小型企业无力进行技术升级。它们的消亡对经济而言将是一件好事，这样就为新的企业的诞生创造了空间。市场经济应对变革的机制就是这样。政府救助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外，这么多的地震灾民仍然住在帐篷里，农民无力供子女上学，病人无力负担医疗费用，政府有什么理由把钱花在救助那些衰微的企业上呢？

放松金融政策有很多理由。政府部门的税收与发展中国家通行的标准比，有可能可高出一倍，甚至可以和欧洲发达的福利国家比肩。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与国际标准相比是很低的。由此而论，这样的大政府有什么存在的理由？

与此同时，刺激消费依然仅仅是一句空话。中国的家庭收入太低，无法推动消费拉动经济发展。

北京应致力于压缩政府部门的收入，使其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不是现在的40 ％。北京应该首先削减收费和税收。举例来说，物业分期付款、学费、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应该免税。17 ％的增值税、 40 ％的高收入个人所得税，税率也都过高。

中国必须提高效率，而不是救助衰微企业或提高物业价格。效率是可持续繁荣的基础。人为地拉动物业价格就像是使用鸦片：它带来了短期的愉悦，但却埋下了长期的痛苦。使用更多的鸦片只能推迟痛苦，但却使最终来临的痛苦无可救药。

英文原载《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