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市场化改革不能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

问：市场经济的概念是什么，中国经济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

答：什么是市场经济，这是目前最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市场经济至少应该是等价交换的经济，至少应该是买卖自愿的经济，至少应该是交换双方权利平等的经济，至少应该是财产分明的经济。可是中国精英集团搞的所谓市场经济，完全是把官僚权贵占有的各种资源“变现”为个人财产的一种权贵经济，是少数人凭借政权力量剥夺多数人的抢劫经济，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除了农贸市场是等价交换、买卖自愿、权利平等和财产分明之外，哪里还有丝毫市场经济的影子！

首先，就拿当初全面建设市场经济时期的“法院三个不受理”来看，当时朱溶基为全面推行市场经济改革，规定各级法院三类案件不予受理，即拆迁诉讼案不受理，国企改制诉讼案不受理，股票诉讼案不受理。为什么不受理？因为这三类案件人神共愤、天理难容！

先说拆迁诉讼案，扒房子占地要给钱，这是全世界连希特勒都没有突破的文明底线，当初德国为净化国家公园扒农民的房子，农民不太愿意卖，最后只能用高价才买了下来。可是在实行胡温新政以前的中国，或者是开发商带着武警法院，开着推土机强行扒房子圈地，或者是开发商带着一辆辆满载流氓打手的大卡车，采用野蛮残暴的暴力手段赶走房屋中的居民和田间地头的农民。为了防止失去房屋土地的老百姓去法院告状，便规定法院禁止受理拆迁案，把老百姓真的逼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求告无门的可怜境地，老百姓将此称之为“房吃人”，古今中外哪里有过这样的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们解释说，当初英国也有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暂且不说搞“羊吃人”“房吃人”对不对，至少当初英国圈地运动圈的是自己的土地，而中国开发商扒的是别人的房子圈的是别人的土地，所以当初英国“羊吃人”吃的还有些道理，而中国的“房吃人”则没有任何道理。世界任何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几十年老百姓都能富裕起来，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富裕起来，工资占GDP的比重反倒下降到10%的世界最低？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房屋土地增值的财富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拿走了，这一块财富是其他新型工业国家老百姓富裕起来的主要部分。

再说国企改制诉讼案，市场经济的最低要求应该是财产明确，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公有财产就是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就是私有财产。可是中国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打着产权改革的幌子，运用政权力量强行把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化”为极少数管理人员的私产，美其名曰是“管理层收购”，可13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卖光了，至今国家财政也没有收到一分钱，至少没有公布收到过一分钱，130多万企业卖掉却没收到一分钱，这哪里还是买卖，完全是凭借权力进行抢劫！况且中国法律规定工人是企业主人，如同房主是房屋的主人一样，有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允许把人家房主赶走不花分文地占有人家的房子？主流经济学家解释说，按照“科斯定理”，谁效率高谁就有权利占有资产，资产是谁的并不重要。这是典型的“西门庆理论”，因为西门庆比武大郎能力强，所以就有权利占有潘金莲。有人曾愤怒地质问那几个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是我比你性能力强，就有权占有你的老婆？话虽粗俗，却点到了要害。

关于第三个不受理，股票诉讼案不受理就更荒唐了。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式，是平等和效率相结合最完善的形式，是市场功能最充分的市场。可是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封建大杂烩的搅拌机，居然同一公司的股票具有不同价格，国家买一个价格（国家股），企业买一个价格（境内法人股），外国人买一个价格（境外法人股），中国人买一个价格（公众股），同一张股票根据买主的身份不同而价格不同，这种荒唐现象别说是市场经济了，就是封建社会都极其罕见，封建社会也只是人有等级，物还没有等级，我们的证券市场上却是连人带物都有了等级，稍有廉耻的人都不好意思把这说成是市场经济，只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才会不知羞耻的说是市场经济。比等级制更荒唐的是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定，受害者无权向欺诈者索要自己被欺诈的资产，对违轨者的处罚仅限于罚款，并且是从非法所得金额中拿出其中很一小部分作为罚款，如杭萧钢构大股东违轨获利28亿，罚款只有20万，相当于其违轨获利的万分之一，这种罚款与其说是打击倒不如说是分成更加准确，至少对受害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警察也是这样，抓住小偷后只取一少部分作为罚款，剩余大部分仍归小偷所有，这个社会将混乱成什么样子！监管部门抓住欺诈者不赔偿受害者，受害者诉诸法院又不受理，在客观上使受害者除了自杀和杀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世界上有这样的市场经济？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连资本市场都如此荒唐无度，又怎么可能形成市场经济！

其次，再拿举世瞩目的中国超低价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市场是衡量一个社会剥削文明的主要尺度，所谓盗亦有道，黑道有黑道的文明，剥削有剥削的文明，一个社会剥削文明的发展程度就是由劳动力市场来衡量的。中国超低价劳动力对资本的吸引程度，远远超过“秦淮八艳”对天下嫖客的吸引程度，国际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就是奔着超低价劳动力来的。为什么中国劳动力便宜？是中国人天生命贱？不是，是强权把中国劳动力价格强行压到了价值以下，一是通过立法强行压低劳动力价格，二是地方政府动用武警等专政力量强行压低劳动力价格，并且这两种手段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典型的说明，就是修改宪法，把罢工自由连同四大自由从宪法中全部删除掉，而自由罢工和自由建立工会，是工人抗衡资本、形成合理劳动力价格的主要手段，没有罢工和工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不可能有合理的劳动力价格，所以就出现了超低价劳动力，甚至是零价劳动力，拖欠不发工资就是零价劳动力。特别是把罢工定为违宪，违宪又是重罪，导致工人只要反抗资本（罢工是工人唯一的反抗手段）就会遭到地方政府的镇压。

第三，再看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市场经济不仅私产之间有着明确界限，公与私之间同样有着明确界限，也就是说，进入市场交换的只能是私产，任何人都不能把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拿到市场上交换私利。可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把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变成了最大的暴利产业，一是把自然资源变成了暴利产业，全国名山大川都设卡收费，这是历朝历代政府都没有干过的事情，长城泰山又不是你建造生产的，你凭什么设卡收费？要收费也只能收外国人的，道理很简单，名山大川、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财产，作为主人看一下自己的财产都要花钱，这还有天理吗！你政府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上行下效，全国就都不遵守了，整个市场甚至整个社会自然就乱了。二是把纯粹社会福利事业变成了暴利产业，教育医疗在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是福利事业，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却把教育医疗改成了暴利产业排行榜的前三甲！

比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市场化更可怕的是权力的市场化和信仰的市场化。权力的市场化主要有三种买卖方式，一是乌纱帽的买卖，据说买卖乌纱帽已成为目前最大的暴利产业，甚至超过贩毒的暴利。二是各种市场准入资格的买卖，比如买一个上市公司资格是5千万，买一个书号是2万，随着行业的规范化管理，市场准入资格买卖所创造的GDP比重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经济泡沫，这是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南美金融动荡在内的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经济泡沫，是比不良金融资产更可怕的经济泡沫。三是违规处罚权的买卖，随着伪劣假冒产品和环境污染的增加，买卖违规处罚权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据7月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太湖蓝藻事件之前国家投入治污资金已超过了1百亿元，本来能够治理好，之所以治理没有见效，就是治污专家们担心污染消除后自己的财路也就断绝了，要保住自己的财路，就只能设法保住污染。连治污专家都千方百计扩大污染增加财路，你说治理污染还有什么希望！

比权力市场化更可怕的是信仰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来赚钱，全中国的寺庙道观最显眼处都摆一个巨大的钱箱子，名为功德箱，意思是有钱就有功德，没钱就没功德，少林寺一柱高香六千八百元，只要交足了钱，无论你是贪官污吏还是流氓劫匪，统统会得到庇护保佑，全国的贪官污吏都奔向寺庙道观，献上自己部分赃款，全国的和尚道士都在用仙佛换钱。可以说，宗教的堕落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堕落，是最可怕的堕落，权力的腐败堕落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宗教的堕落则是除了大灾大难的天谴之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当然，象至尊大师宗喀巴拯救藏传佛教、路德和加尔文拯救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改革，也能够解决宗教的堕落，只是目前中国不具备产生宗喀巴大师的条件。

你说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客观地说，现在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而是真搞市场经济还是假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他们搞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根本不搭界的两种事物，精英集团非要把他们搅和在一起不可，目的很清楚，单纯的搞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他们的利益都很难满足，单纯搞社会主义会失掉金钱，单纯搞市场经济会失掉特权，只有把两者搅和在一起，才能既有权又有钱，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需要一个能够把特权变现为金钱的经济，这里说的特权，不再仅仅是指常规意义上的官员权利，而是越来越多地包括学术特权，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特权比政治特权市场化的利益更大，这也是中国知识精英越来越走向历史反面的经济根源。

问：市场经济不等于自由经济，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来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中国的经济在这方面还存在哪些制度缺失？

答：我理解你这里使用自由经济的含义，是指不能为所欲为的乱来。不过，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讲，的确是自由经济，只是关键的关键在于，这种自由必须是买卖双方的自由，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自由，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比如我们上面讲到的股市，违规者有非法获利的自由，受害者没有获取赔偿的自由；开发商有扒掉居民房子的自由，居民没有进住开发商家里的自由；老板有非法占有工人财产（拖欠工资）的自由，工人没有非法占有老板财产的自由；商家有制假售假造成消费者损失的自由，消费者没有造成商家同样损失的自由；医院有将贫困患者拒之门外造成死亡的自由，患者没有追究医院刑事责任的自由；学校有高额收费获取暴利的自由，学生没有拒缴学费的自由等等。正是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无序。一个正常的市场必须是双方都有自由的市场，对方的自由就是自己的风险，风险不仅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还会给对方带来利益，为了避免自己损失和对方获益，大家就都不敢轻易违规。

让违规者风险大于收益，让受害者收益大于风险，是市场经济几百年来十分成熟的管理经验，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管理经验，无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现代市场文明最发达的美国，在管理上的共同特征，就是设法让违规者的收益无限小，让违规者的风险无限大，并且要让受害者获得额外收益，让维护公平举报者和打击违规者获得惊人重奖。只要处理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市场就能正常运转，美国证券监管就是很好的实例，大家都知道美国证券市场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市场，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原则就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管理的干干净净。

一是发动群众监管，美国法律规定，凡是举报股市违规者，以违规资金的20%奖励举报者，并且不用自己举证，由被举报者自己举证，这意味着你发现一个违规庄家立刻就发了，足够吃一辈子，大家都想发现违规者发大财，违规者很难藏身。可是我们前些年出了一个打假英雄王海，很快就被立法部门、政府部门、商家和媒体联合消灭了，最荒唐的是王海状告天津劝业场厕所收费违规，天津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劝业场退还王海一人3角钱，官司打了2个月，胜诉的王海只是收回了多收的3角钱，类似的判决向整个社会宣告了违规者的伟大胜利。所以说，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伪劣假冒产品的泛滥，绝不是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的问题，而是在制度和法律上人为设计的结果。

二是有罪推定原则，就是被中国知识精英咒骂了30年的司法原则，有罪推定也叫举证责任倒置，就是由被告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清白，证明不了就是有罪，其哲学依据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论”，要证明自己无罪，就拿出证据来。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代表美国股民状告300家券商，300家券商就是害怕举证而主动赔偿了股民30亿美元。还有德国一家养鸭场发现鸭子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