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泰：走出“世界工厂”误区

面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竞争，不久前韩国一位驻京记者写书称，“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就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培育成庞大的研究开发中心”，“只要我们保持高一档次的技术优势，只要我们保持‘韩国的产品价格虽贵但质量好’的形象，中国就永远是我们的黄金市场。 ”

大国经济必须有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培育国际领先企业必须有核心技术。没有自己技术、专利、品牌、标准支持的“世界工厂”，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经济。

过早成为世界工厂存在“软肋”

在改革开放中，我国企业获得外部强大的技术支援。但是，中国工业化最终必须有内生的技术来源，否则不仅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的利益，甚至国家经济安全都难以保障。

到目前为止，我们引进外商投资累计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企业累计对外投资约700亿美元。这表明，“引进来”还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从微观层面看，是跨国公司以它的全球战略为目标，以资本、技术、品牌、市场以及关键零部件等实力，整合中国的产业、企业和资源。

在这种“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生产模式下，跨国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分享了更多的利益。目前，除垄断行业外，国内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大都处于外资实际控制之下。例如，中国外贸依存度超过70%，其中工业品出口的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

中国众多企业的弱势不仅在资本实力和产业规模，更重要的是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说：“中国对外国专业技术的依赖程度很高，与日本、韩国不同，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技术创新没有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也没有多大建树。”

英国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写到，“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不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却是惟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

随着技术和产品的寿命周期迅速缩短，技术领先的先发效应迅速增强。技术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中国培育世界领先企业的努力遇到了技术能力不足的强劲约束。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中国在技术依存度超过60%的情况下使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中心”。但是，中国这些由外资控制着增值幅度最大的技术、重要装备、关键零部件和销售渠道的“外资工厂”群，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只是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下中国实现工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绝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终极目标，更不能与英、德、美、日曾创造的工业辉煌相提并论。

过去两个多世纪，前后几届世界制造中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除资本的积累外，都经历了科学技术上的突破、管理科学的创新和技术人才、高素质劳动力的准备。

这种以创新为基础的“制造中心”具有“人无我有”的性质，表现出了鲜明的财富积累效应。

由于中国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制造”自身并不具有高效益性质。目前，我国单位资源产出平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至1/20；从业人员生产率只相当于1/30至1/40；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大部分依赖进口；中国电子工业规模排在世界前列，但芯片制造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了二至三代。

经济指标落后，实质是企业的技术落后。

中国过早地成了“世界制造中心”，影响了国内一些企业对形势的冷静判断。在可以从国外获得技术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企业把有效资源大都投向规模扩张，却吝于包括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在内的长期投入。有的企业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失去了技术自信、失去了技术创新的激情和信心，甚至放弃了技术创新的努力。企图依赖他人的技术，以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世界领先企业。最终使自己成了“生产能力的巨人”，“技术能力的矮人”，技术能力不足以支持产业规模，进一步发展受制于人。

自主创新需要战胜自我

随着我国产业和企业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中国企业的技术来源已经到了由技术模仿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时候了。 但是，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追赶却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一方面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控制。跨国公司左右着所在产业的技术方向、控制着技术标准，赢得了巨大的先发效应，并通过技术、品牌、投资、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等，越来越强地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

另一方面，中国不少企业自身缺乏创新斗志。一些地方追求速度、扩大投资、追求外延扩大规模的偏好，导致企业不愿意下苦功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现有高管人员任用制度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经营团队迫切追求近期利益，几乎谁也不愿意“我这一届投入自主研发，下一届或再下一届赢得收获”；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经营，主业已经模糊不清，技术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追求增长速度的社会氛围，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急于求成的心态。

有些生产企业认为自己的技术实力与跨国公司根本无法匹敌，创新意志瓦解了、甚至放弃了技术创新的努力。

因此，技术追赶不仅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更难克服的是来自内部的技术自信的破灭和创新意识、创新文化的缺失。实现技术创新，必须战胜自我。

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因主要来自内生的追求和激情。只有那些忠诚于主业、并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家的执著追求和立足市场的长期战略的企业，技术创新才可能持续。捞一把算一把的企业，根本就不会步入创新的轨道。

引进是为了缩短学习过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多产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技术和生产水平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但是，当人们重新审视“以市场换技术”的历程时，发现国内许多企业尽管让出了市场，甚至让渡了部分所有权，但并没有换来更强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术，有的技术能力实际上在衰退。

技术引进有两种模式选择。一是仅为使用而引进；二是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

有资料显示，日本引进技术时期，平均花一美元引进，要花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日本走过了从引进到创新的全过程，进入了技术输出国家的行列。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技术的项目数和总支出可能比日本与韩国之和还要多，但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只相当于引进费用的7%，只及日本的百分之一。这一点费用只能解释图纸、对引进技术的效果作必要的验证，不可能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再创新。

由于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使我们的技术能力始终落后于引进来的、正在应用的技术。当这些正在应用的技术需要更新的时候，只能再引进。在消化吸收上不到家，带来的是以更多的支出进行第二次引进和再引进。横向看，多家企业重复购买同一技术；纵向看，第一轮引进后就是第二轮引进。结果我们的技术费用总量并不少，但大都交给了外国人，没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力量。

在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不断循环中，本国的技术人员实际被边缘化了；在不断从合资对方获得技术的合资企业中，中国的技术人员难有用武之地。即便市场上新产品、新装备层出不穷，但也没有给本国技术人员多少技术创新的实践机会。

引进了技术，并不等于就有了技术能力；引进技术的水平，更不能代表自己的技术创新水平。即便可以通过委托开发等“买断”技术，但如果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那也只能落得“有产权，无知识；有技术，无能力”。

技术可以购买，但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核心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精髓，谁也不会转让。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能靠自己艰苦的积累。要丢掉幻想，面对现实：没有核心技术就要受制于人。

开放战略应有利于自主创新

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重要含意是对外开放要更加注意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有利于培育本国产业和企业竞争力。

一些地方没有深刻理解国家“以外促内”的战略意图，把本地发展的希望过多地寄托于外资，宁愿给外资无限制的“超国民待遇”，而不愿下苦功推进本地企业改革、提高本地企业竞争力。他们把“引进外资”当作目的，而对“利用外资”却缺乏清晰的思路。这种“重引资，轻利用”的现象带有普遍性，使外资进入对促进本地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

引进外资是为了利用外资；对外开放是为了壮大自己。为此必须进一步明晰“以外促内”战略、理清利用外资的思路、完善对外放中的对内政策，使引进技术的过程能培育出本地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引进外资的过程能培育出本地资本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能锻炼出高素质员工队伍、使本地产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在参与全球竞争中造就世界级的企业家。

长期以来，虽然我们大力引进技术，却没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术能力；大量引进外资，却没有为本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正确认识和利用外资流入的历史机遇，应该冷静地看到，跨国资本是“候鸟”，属于“无根资本”，有不可改变的逐利性。只要拥有它可以利用的优势，例如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比较低廉、各种政策十分优惠等，外资就会迫不及待地进入。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低成本优势是不可能永存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台湾、韩国等地的产业又大规模向中国大陆转移。现在，我国沿海地区面临着地价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压力，甚至一度出现“民工荒”，以往的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或消失，产业随同资本的再次转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形成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平衡结构，企图完全依赖外资构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如果不能在引进外资中利用其溢出效应，培育出本地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我们不仅不能持久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而且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

利用外资的目的，短期是要增加就业、税收，带来一个地方的繁荣；中长期则要有效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首先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外资而创造的与外资要求相适应的软硬环境，如配套基础设施、良好的市场环境、符合市场经济的政企关系、更高的政府效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等。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可以为外资利用，也可以为本地企业所利用；其次，通过产品配套和服务、通过人员流动和正式及非正式的交流，使本地企业获得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扩散效应、市场信息和与国际市场对接的效果。在本地产业进入全球分工、健全本地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形成某一产业的聚集效应。此外，外资企业的示范作用，如注重技术、注重人力资源开发、现代经营理念和现代化管理等，对本地建立工业文化都将起到推动作用。在外资进入过程中，如果本地企业得到发展，与外资企业建立越来越密切的配套关系，甚至竞合关系，形成内外资企业双赢局面，外资再次转移的可能性将降低。

总之，充分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是我们利用外资要争取获得的最重要的收获。

国家发展政策应与创新政策相结合

中国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机会。如2020年前数千万千瓦的核电；一万多公里的高速铁路、众多城市的轨道交通；三网合一的新一代无线电讯网和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终端设备；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加工设备、环保设备，冶金、化工、采矿装备和大型工程机械；每年数以百计的民用飞机和百万至千万计的汽车等。

这些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最可贵的“国家资源”。这些机会应该同样给中国企业，成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大舞台。

但现实中，我们一方面要求企业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却宁可将巨大的发展机会“拱手让人”而不愿留给中国企业。这种情况几乎在各个行业都存在。

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政策与创新政策“两张皮”。管发展的部门渴求的是国外先进技术，关心的是速度、希望一次成功，不相信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愿意分担本国企业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管创新的部门追求的是国家增加科技投入，关心的是项目审批和资金分配，对如何争取利用经济发展机会重视不足或者也无能为力。

发展政策与创新政策不协调、发展与自主创新“两张皮”，表现出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不断加大资金和政策投入，致力于提高本国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不少重大创新领域、创新项目和新产品订货又往往不支持本国企业的技术实践。

在“自不如人”、“技术自卑”心理的支配下，即便国家要求招投标，甲方也会有针对性地巧妙设置“首台首套”或其他门槛，目的是“准确地”将本国企业拒之于门外。在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通道从源头已经变得十分狭窄。比如，在规划中国高速铁路时，一开始就在选用德国方案、法国方案还是日本方案中作比较，本国企业竟然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甲方表现出了很强的崇洋心理，对本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缺乏信心、不愿意给他们提供工程实践的舞台，让本国企业一次次遭受歧视和挫折。中国改革发展创造的巨大市场，其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中国企业没有分享更多，大部分都让给了外国企业，从需求一方没有给本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对创新的企业来讲，比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给它提供创新机会和“市场出口”。如果把“出口”堵死了，创新的源头就窒息了。因此，必须统筹经济发展战略与自主创新战略，如何动用国家资源支持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持本国企业创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战略。一个带有示范效应的做法是，通过国家订货或准国家订货等形式，给国内企业创新提供重大工程实践机会和创新产品的市场出口。

经济快速发展期，是技术追赶的黄金期；中国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有足够的国内外资源支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真的确立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话，那么，就应该动员国家资源促进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必须“以科技发展规划服务于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发展规划以科技发展规划为支撑”，调整好两者关系；必须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更多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通过国家订货或准国家订货等形式，从庞大的国内需求一方，给企业创新提供市场和工程实践的舞台。

现在中国正成为世界创新技术的实验场，在跨国公司母国还没有完成工程化过程的创新，例如磁悬浮轨道交通、第三代核电等都可以引进，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多的尝试机会呢？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复兴的重大战略。技术创新必须以体制创新为条件，认真解决障碍企业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只要将各个社会主体创新的内在动力充分调动起来，创新型国家就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