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和政策研究

实现未来5―15年目标，需要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大的政策措施。我着重从四个方面讲一些看法，提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增长方式问题已经提出多年。对现状的总体判断是三句话：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

根据我们去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从1980年到2002年22年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每万元GDP能耗标煤从14.34吨下降到4.76吨，下降66.8%；每万元GDP电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下降22.7%。从1971年到199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68%，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27.7%，欧洲国家平均下降11.2%，亚洲国家平均下降32.3%。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的进步是明显的。

但是，这种明显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1980―2000年，单位产品实物消耗指标国内先进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火电耗煤从32.5%下降到24.1%，钢耗煤从70.4%下降到20.9%，水泥综合能耗从50.2%下降到44%，乙烯能耗从83%下降到69.7%，这说明，差距明显缩小，但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并不像按美元计算的单位GDP消耗的差距那么大。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普遍存在的效率低下和严重浪费，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在资源严重约束下推进现代化建设，转变增长方式是惟一出路。在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中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占现今世界人口不到15%的发达国家，是靠消耗全球60%的能源、50%的矿产资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另外85%的人口正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尖锐，我国面临严峻挑战。即使国际市场能够弥补我国资源之不足，生态和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也难以承受。国际竞争的压力，许多出口商品因为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而收益比较低的严酷现实，也使人们痛感转变增长方式之必要。

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重要标志，直接起作用并且构成其物质基础的，是技术进步。从人类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意义上说，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永无止境的。从发展的阶段性来说，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转变，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通常所说的传统工业的提高，一是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包括这两个方面技术进步的过程。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增长方式粗放的重要原因。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有更高技术含量、附加值更大、环境代价更小的产品或者产业发展起来，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和社会效益，这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以提高整个经济的社会化水平，都是增长方式转变所必需的。

增长方式粗放和转变困难，有深刻的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除投资体制不合理所导致的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外，价格扭曲是重要原因。低水价政策导致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低价征用造成土地的大量浪费，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全部成本使能源消耗至少增加9%。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不严，政绩考核方法的缺点，也是粗放式增长得以延续的原因。为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体制和政策环境，是深化改革面临的迫切任务。

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当前转变增长方式要解决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如何确定转变增长方式的着重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怎么确定？如何促进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大的产业更快发展？如何在传统产业中推广新技术，同时淘汰产出低、消耗高、污染严重的技术装备？转变增长方式在技术、管理以及企业和政府行为等方面的困难何在？如何看待关于重化工业发展问题的讨论，其实践的和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形成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机制？如何开发和推广共性技术，特别是开发推广对增长方式转变有直接效果的节能降耗技术和环保技术？如何通过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如何处理采用新技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的矛盾？如何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节约型社会，当务之急是什么？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在转变增长方式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增长方式转变有哪些新的情况，如何适应新的情况？

此外，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例如，关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含义，关于外延型增长和内涵型增长、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概念，关于增长方式转变的普遍规律和现阶段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规律，等等。理论探讨对于增长方式转变是有实际意义的。

(二)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壮大，一些小城镇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这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城市化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未来5―15年甚至更长时间，是城市化迅速扩张时期。按照80年代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城市化将达到47%，2020年达到55%；按照1995年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

城市化是涉及几亿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产业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这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延续到2020年以后。在工作部署上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目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存在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的偏差，城区规模扩张过猛，拆迁规模过大。全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大都市”，不少中小城市提出要建成大城市。不少城市规划缺乏特色，甚至造成所谓“建设性破坏”。另一方面，大量因城市建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没有着落，进城农民不能长期稳定留居的问题也很突出。这不仅影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还会危及社会稳定，目前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是和城市化的盲目扩张有关系的。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认识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握城市化的适当进度？如何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使之都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如何做到城市的空间布局更为合理，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发挥城市功能？如何根据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城市化目标和政策？等等。

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把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关键是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据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绝大部分处于流动不定状态。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就业。要对行之多年的城乡隔离政策进行清理，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条件，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同时要引导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秩序。这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影响需要观察和研究。可以肯定，这样做有利于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和社会的文明发展，客观上或许会对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和畸形发展起到某种抑制作用。

二是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目前全国完全失去土地或者人均耕地0.3亩以下的农民多达4000―5000万人，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其中2942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完全失去耕地的占43%，耕地被征占后收入下降的占46%。失地农民每年增加的数量以二、三百万计，补偿费用过低而且会坐吃山空。廉价征用土地，“以地生财”、“以乡养城”成为原始积累的新形式。矛盾在日积月累，有的地方酿成严重社会不安，现行土地政策和制度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安定失地农民，如何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必须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在城市化、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不能放松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即使城市化进展顺利，农村人口2010年至少还有7亿，2020年至少还有5亿，仍然是个庞大的人群。“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粮食生产问题，现在不仅要解决全国十多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要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如何促进粮食市场发育和完善政府调控政策？如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如何扶持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如何解决退耕农民生计问题，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成果？如何应对农产品进口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如何摆脱县、乡财政的困境？如何把握继续推进农村改革的切入点和着重点？如何确定国家扶持政策的切入点和着重点？在农业税免除后，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普惠的政策帮助农民减负增收？例如，是否完全由财政负担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等等。

全国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如何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现有的经验还不能提供完整而清晰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

根据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实际情况，“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把解决社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我们的目标，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建设是中心，经济不发展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但如果社会问题不解决，不仅直接危及经济发展，国家也不会太平。“五个统筹”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事实上，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顺时应变，加大了这方面工作的力度。

社会领域的问题错综复杂，往往带有更浓厚的中国特色，必须根据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梳理归纳，当前影响最大并且会长期存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业问题。我国人口多，适龄劳动人口持续增长，加上大量农民离乡进城，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劳动力市场动荡，未来5―15年就业压力很大。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是两种起相反作用的因素：一方面，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因素；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深化，新的产品、新的产业、新的就业领域和就业形式不断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发展，是扩大就业容量的因素。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就业问题将是长期存在的大问题。发达国家人口比我国少得多，不断缩短工作时间，还长期受到失业问题的困扰，我国就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要认真研究扩大就业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扩大就业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关系，研究扩大就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劳动者各自的责任，研究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也是当务之急。要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就业根本大计，同时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开展职业技术培训。目前农村劳动力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很少，绝大部分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城市职业技术教育也很薄弱。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普通高校毕业生也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

第二，收入差距问题。对于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适用范围及其对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社会意义，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差距持续扩大是公认的事实。对于收入差距的现状和趋势，可以大体上从两个层面做出判断：

在初次分配领域，差距明显扩大的主要是私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随着私营经济发展、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加深，收入差距是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在所谓“体制内”部分，平均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公务员系列收入的平均主义甚至比过去还要严重，但在某些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之间、不同地区的公务员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