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鸿：“重化工业化”之辨与我国当前的产业发展导向

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的问题已在学者、官员中引发了多轮激烈的争论，众多知名学者表达了不同观点：一些专家认为重化工业化有悖中国国情，应该遏制重化工业化的趋势；另外一些人认为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必须借助重化工业的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还有学者提出重化工业化不应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角，要克服传统重化工业发展的弊端，等等。这场辩论是发生在煤电油运紧张、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大环境之下，因此引起了很多关注，争论仍未尘埃落定。当前，我国正面临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准确判断我国工业化和产业发展阶段及其变化趋势并采取恰当的政策，不仅有助于我国工业化路径转换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且对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弄清楚重化工业化的问题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重化工业化的含义

在有关重化工业化的一些讨论中对“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的概念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首先予以廓清。

在过去的产业经济学中，往往根据产品单位体积的相对重量将工业划分为轻重工业。产品单位体积的重量大的工业部门就是重工业，重量轻的就属轻工业。属于重工业的工业部门有钢铁工业、有色冶金工业、金属材料工业和机械工业等。由于在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化学工业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因此，在工业结构的产业分类中，往往把化学工业独立出来，同轻、重工业并列。这样，工业结构就由轻工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三大部分构成。常有人把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放在一起，合称重化工业，同轻工业相对。

另外一种划分轻、重工业的标准是把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称为重工业，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称为轻工业。以上这两种划分原则是有区别的。

国家统计局对轻重工业的划分接近于后一种标准，《中国统计年鉴》中对重工业的定义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生产资料的工业。轻工业为：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在研究中，如上文所述，常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合称为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化”是产业经济学中对工业化其中一个阶段的称谓，它并不是像很多人顾名思义简单地理解的那样，是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和发展重点的阶段。一般来说,工业内部结构变动一般分为三阶段四时期。其中第一阶段就是重化工业化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基础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阶段为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以一般加工工业为重心和以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阶段为技术集约化阶段,也包括以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以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三个工业结构变动阶段之间是相互衔接和部分重叠的,前一阶段的第二时期同时也是后一阶段的第一时期。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三阶段四时期的发展顺序可能存在交错混杂。通常，当工业结构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的第一时期时,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当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工业化转入中期;当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时,工业化进入后期。

二、似是而非的重化工业化

重化工业化阶段在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比较普遍地存在，这一点有经济史料为证。1880-1975年间，以总产值计算美国工业增长了218倍，其中重工业增长了415倍，轻工业增长了114倍，重工业增长明显快于轻工业增长。从1909年到1970年，日本的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由80.4%降到了37.8%，重工业由19.6%上升到了62.2%。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根据联合国统计处的资料对制造业中轻重工业的比例变化做出如下结论：“1955年以来，（到1976年）一切经济类型国家的生产总趋势是重工业的比重增加，这一变化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

近年来，在我国的产业发展中也出现了重工业增长速度加快的趋势。2001―2003年，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5.0%、26.6%和27.5%，分别比轻工业的增速快3.0、10.6和8.9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逐年上升，2001―2004年分别达到60.6%、62.6%、 65.8%和68%。有人以此数据来证明中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应抓住机遇，借助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出现了煤电油运紧张、投资过热的问题，一些专家将其归咎于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主张要控制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由此引发了有关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的争论，至今未有定论。

对于以上问题，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避免盲人摸象的片面，找到本质和答案，进而制定出科学客观的政策因应现实。这一问题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的概念和标准是否合理，第二层次是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

首先，可以看出，前文所述几种划分轻重工业的标准都有不准确、不合理之处，划分原则没能适应现实经济的发展，不能准确描述现实并提供决策依据。不论是传统西方产业经济学对重化工业和轻工业的划分标准，还是按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划分的标准，抑或是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都存在不合理、不清晰的地方。传统产业经济学按体积和重量划分轻重工业缺乏合理、明确的标准，因此在今天已丧失了实用价值。按照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来划分轻重工业也不尽合理，例如家用小轿车制造、住宅建筑用钢生产等产业究竟属于轻工业还是重工业都存在争议，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对根据这一标准统计的数据的有效性产生了影响。几种轻重工业的划分标准还常常混用，既不严谨，还容易造成误导。

笔者认为，在过去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轻重工业、重化工业等概念和标准在其时其地有其合理性和实用价值，但在我国今天的技术和经济环境中，如果不做新的严格定义，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仅有象征意义而已，它们已不宜再作为学术和政策用语，用它们来做今天与历史及他国的比较研究缺乏严谨的逻辑，纠缠于重化工业、重化工业化这样的概念不仅没有多少意义，还可能对公众和政策产生误导。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属于传统重化工业的部分基础产业在一些时段仍将发展较快，但已将不存在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

由于统计的延续性等原因，在进行经济统计时仍可能会出现轻重工业的指标，但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建议统计部门在原有轻重工业分类的基础上，增加加工度、技术密集两项指标作为反映工业结构变动特征的新标准，将工业分为一般加工度工业和高加工度工业、一般技术工业和高技术密集工业，这样能更好描述工业结构演进过程，这一演进过程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由轻工业为中心的发展转向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发展；二是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演进；三是技术集约化的趋势。在我国工业化的现阶段，加工度、技术密集两个指标能更好反映产业发展的状况。

其次，依照国家统计局对重化工业的定义来分析，近几年重化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前文所列数据那么大，由于统计标准的问题，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贡献被无意间夸大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不同的时代环境中的同一概念的内涵也有区别。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的巨大变迁，我国现有统计体系中轻重工业划分标准变得不尽合理，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经济现实，造成失真，夸大了重工业的比重。用已经过时了的轻重工业二分法的产业分类来指导变化了的现实经济难免有误导政策之嫌。在国家统计局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中的第二产业除掉建筑业外被分为39个类别。其中，编号40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绝大部分被划入重工业（仅407类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中的4071家用影视设备和4072家用音响设备小类被划入轻工业），而这是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主体，近年来其增长率均在30%以上。按照轻重工业的定义，提供生活消费品的工业为轻工业，电子信息产业的相当部分应划入轻工业。而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它们被列入重工业。由于电子信息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第一大产业，规模庞大，这样的划分明显夸大了重工业的发展。

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的超常发展是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工业化面临的不同变量和环境，随着二者的迅速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已逐渐独立成为一个产业类群，将其划入重工业或轻工业都嫌勉强。目前对轻重工业的统计分类方式夸大了重化工业产值，剔除电子信息产业后，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比前述的要低得多，因此，前述用以证明我国处于重化工业阶段的论据要大打折扣。另外，有学者将近年来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的高速增长引为我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的证据，但以上产业中的相当部分被划入重化工业并不合理，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已处于一般加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加工业的过渡阶段，所以，用以上数据证明我国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的论证缺乏严谨的逻辑。

再次，现行统计口径中重化工业近年的快速增长并不能证明我国进入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和重化工业化不是一对同义或同一范畴的概念。实际上，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化，正向高加工度阶段转变。从收入水平看，2001年我国人均GDP按世行购买力平价为3772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从产业结构水平看，2003年第二产业比重52.9%，工业占GDP比重为45.9%，也表明进入了工业化中期。从工业结构看，一般加工工业比重较高，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比重较低，也说明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因此，有人判断我国正进入第二轮重化工业化阶段并不确切。

近两年钢铁、机械、化工、石化、煤炭等属于传统重化工业范畴的产业增长较快，其中有消费带动、民营资本进入等动因，也有经济周期、地方政府推波助澜等原因，有理性、客观的需求，也有非理性的因素。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和一些偶发性因素，属于传统重化工业的部分基础产业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较快地发展，绝对数量仍将以较高速度增长。但随着技术环境和产业环境的变化，传统重化工业范畴的产业已不是我国工业化中最重要和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不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产业，其增长速度和成长潜力及所占比重远不如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程等新兴制造业，以它们近期较高的增速来判断我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阶段，进而确立倾斜发展重化工业的政策存在偏差。工业化的任一阶段并不只由某一类或某几类产业组成，而是多种产业并存，只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角而已，我们只能通过主角判断所处阶段，经济政策也要以主角为重点。

由于我国技术、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新的现象和趋势，但重化工业化已难以概括这一现象和趋势，笔者认为不宜再使用“重化工业化”这一提法，我国当前的产业发展状况及趋势与其描述为重化工业化，毋宁说是信息化和高加工度化的结合。用高加工度化产业来概括电子信息产业、机械、汽车、生物医药工程、精细化工等发展较快并且具有成长潜力的产业群比较科学、合乎实际。国内消费层次升级和出口需求推动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迅猛发展，进而带来能源和原料需求的增加，引致基础产业加速发展，下一步，通过技术和产业升级，必然是高加工度化产业、技术集约化产业和服务业高速发展的阶段，因此，科学合理的政策取向应该是大力促进高加工度化的深化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用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来描述我国产业的发展方向比重化工业化合理科学。

我国如果一味延续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用高昂的资源和能源投入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就会失去新技术和产业革命赋予我国的历史性机遇，那样下去既可能很快遭遇资源环境的约束而难以实现工业化目标，也根本谈不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目前，我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要认识到传统重化工业化已不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和主角，我们的工业化已经进入高加工化阶段，一方面，既要解决近忧：消除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问题，但同时也要通过市场手段保持资源、能源对产业发展适度的约束和选择以提高资源能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远虑：要抓住信息化和技术进步的机遇，加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尽快使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转入技术集约化阶段。

三、新型工业化，而非第二轮“重化工业化”

我国人口超过目前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如果采用传统工业化模式，所需资源是巨量的。例如，美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总共消耗了300多亿吨石油和近50亿吨钢，日本则用了30多亿吨石油和近11亿吨钢，英、美、日在其工业化期间，人均累计钢消费量分别为22吨、20吨和17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