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鸿：联想热中的冷思考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这个名字似乎越来越名不副实，正在走向“国际商用软件和服务公司”，而“联想”则给予人们更多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公司的联想。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产业国际转移是大势，也是机遇，关键在于中国企业怎么利用好它。

12月8日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正式签约成为全球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刺激着各色人等，几家欢喜几家愁。联想并购案肯定将成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财经新闻之一，也将成为中国本土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其实，在联想之前，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进行的国际兼并收购已屡见不鲜，比较有影响的有2001年万向集团美国公司收购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C.），2003年京东方斥资3.8亿美元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TFT-LCD液晶显示业务，2002年TCL集团收购德国老牌电器公司施耐德，2004年TCL又分别以成立合资公司的形式控制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电视业务和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2004年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以及五矿正在进行的对加拿大诺兰达（Noranda Inc.）采矿公司的收购等等。以至于《华尔街日报》称“中国公司正因掀起一次公司收购狂潮而越来越受到国际瞩目”。联想与IBM交易在全球的强力曝光和轰动效应放大了中国企业似乎“狂飙猛进”的跨国并购，国外有些评论甚至将中国企业这些海外收购行为类比于日本企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世界的收购狂潮。

联想对IBM电脑业务的收购之所以引起如此大轰动有几个原因，一是IBM和联想都是IT领域的著名企业，尤其是IBM公司，它既是个人电脑的创始者，又是IT行业的老大，在国际产业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中国企业首次收购国际著名品牌，大长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志气。二是并购涉及的金额巨大，是中国本土企业收购境外企业金额最大的之一。三是收购影响到作为全球最瞩目产业之一的IT业中“英雄榜”的排位和主要竞争对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四是收购资产牵涉到160个国家和地区，联想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为一家高度国际化的全球500强企业，这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方面质的飞跃。

在联想、IBM的签约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IBM将电脑业务转让给联想是否是甩包袱。这个问题关系到公司自身的特殊情况和比较优势。“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的这句诗讲出了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呈现不同的状态和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状态，有各自的分工和比较优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无论对一个国家地区还是一个企业都是在不断进行的。目前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核心制造业和服务业，将一般制造业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新的国际分工态势正在形成之中。IBM转让其个人电脑业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随着转让，“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这个名字似乎越来越名不副实，正在走向“国际商用软件和服务公司”，将业务向高附加值的软件和服务集中。个人电脑制造对IBM来说可能是鸡肋，但对联想来说却是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产业。尽管联想此次并购能否取得成功还需要攻克尽快整合公司业务和文化、稳固市场、留住人才、控制运营成本、彻底解决品牌问题等难关，能否凤凰涅磐还难预料，但联想此举给予人们更多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公司的联想。

应该认识到，联想的对外投资行为不只具有个案意义，它更显示出中国企业经过20多年在国内市场中的成长、磨练、积累，开始自己“闯世界”，昨天有TCL，今天有联想，明天、后天会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境外投资，资本有扩张的天性，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资本也概莫例外。中国本土资本需要在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走出去”，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扩大规模。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目前我国的对外投资不是多了，而是不足，与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应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距甚远。根据国际经验，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在发达国家为1.1：10，在发展中国家为1.5：10；到2003年末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5014.71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为35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仅为0.7：10，明显偏小。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由资源、市场、技术、人才、资金等因素以及它们的组合所驱动。

1、资源导向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不能完全自给，2003年全国矿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1600亿美元，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进口量将达5亿吨，70%靠进口；未来20年，钢的累计需求为45-47亿吨，需要进口铁矿石30亿吨，铜供需缺口为5000-6000万吨，相当于目前国内探明储量的数倍，只有靠进口解决，铝也需要近1亿吨铝资源（折合金属铝）进口。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收购和五矿对加拿大诺兰达的收购就属于此类。国家将采取相应政策支持此类跨国投资。

2、市场导向型。企业规模的壮大需要更大的市场空间，通过出口占领市场一是易受进口国政策、法律、关税的影响，例如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未得到一些国家承认，经常遭遇的反倾销影响了产品的直接出口。二是生产远离市场，不能准确及时把握用户需求，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联想的此次并购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占领国际市场。

3、技术、人才导向型。在世界上科研机构和人才聚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或者购买核心技术等知识产权，可充分利用当地的科研资源，掌握业内前沿信息，开发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圳华为在印度班加罗尔的投资就是这一目的。

4、资金导向型。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对资金的需求很强烈，而国内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通过收购境外上市公司可以获取新的融资渠道。

并购只是一时的风光，从一个单纯国内经营的公司走向跨国经营是惊险的一跃，成则为王，败则鸡飞蛋打，要真正实现初衷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这是“联想们”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联系到前些日子发生的西班牙埃尔切市焚烧中国温州鞋商仓库事件以及近日发生的香港上市公司创维董事长黄宏生等因涉嫌侵吞公款被拘捕和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因原油期货交易巨亏的风波，可以看出国内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和误区。

既然我国企业“走出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要怎样才能避免跨国投资中的折戟沉沙呢？

首先，海外投资的风险很大，企业要具备一定条件和风险承受能力，必须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求快求大，欲速则不达。国内企业很爱跟风，还得请那些受联想并购案欢欣鼓舞而跃跃欲试的公司三思而后行。就像很多开始看起来很美好跨国婚姻结局并不如是一样，跨国经营并非如此浪漫美好，要知己解彼，做好足够思想准备。蛇吞象不是常态，否则蛇就会进化为比霸王龙更可怕的东西了。日本一些大企业当年跨国经营中的惨痛教训值得总结。

其次，对外投资公司要提高自身的环境适应能力，过文化关、法律关、人才关，入乡随俗，充分认识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差异性，积极融入当地社会，适应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尽快本地化，留住并购企业中的人才，这样可以帮助企业真正立住脚。这需要选聘、培养一批具备跨国经营知识的专业人才。

再次，要注意树立自有品牌、提高产品档次。我国前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严重的短期行为--价格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现象，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也较低。这样既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易造成与当地竞争对手的矛盾激化，如西班牙埃尔切市的焚鞋事件。

最后，要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健全治理结构，强化内控制度。很难想象一艘装备不齐、存在漏洞的船能经受远洋航行惊涛骇浪的考验。中航油原油期货巨亏充分暴露出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内控机制的疏漏。

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针对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走出去”战略，它泛指中国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开办企业、获取国外资源、就地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跨国商务活动。

“走出去”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所做的理性选择，但如何从宏观层面支撑这一战略的实施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相关立法滞后，在跨国经营方面没有相应法律，目前主要依靠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保护和支持，影响了“走出去”战略的整体推进。再例如，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多头管理，权限不清，责任不明，监管不力，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层层设关，管理体制亟待完善。既使对外投资审批手续繁杂，审批时间漫长，使企业丧失投资机会，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又易使一些企业逃避监管，造成国有资产和外汇的流失。这次联想收购案是经发改委和国务院的特事特批，保证了及时和保密，今后别的并购不可能都走这条路。此外，信息服务不能满足企业跨国经营的需要。信息是发展对外投资、实施跨国经营的必要因素。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加拿大的国际开发署、日本的海外经济援助基金等都可为本国投资商提供必要的对外投资信息。而我国缺乏一个能及时有效提供国内外商情信息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国内企业无法及时获取投资相关信息，既易使企业丧失投资机会，又易导致海外投资的盲目性，加大投资风险。其四，我国现有外汇和信贷管理管制过于严格和僵化，不能适应发展跨国经营的需要。

当务之急一是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法律保障，应加紧制定《对外投资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境外中资机构和人员领事保护实施办法》等专门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二是改革现行分类复杂、可操作性差的海外投资上缴利润政策，体现出对对外投资的扶持和产业政策导向。应在避免双重征税前提下，区别投资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税收抵免、税收饶让、延期纳税、免税等优惠财税政策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在外汇政策上，也要对跨国经营企业提供便利和优待，例如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限制、取消投资外汇风险审查，放宽境外投资购汇限制，废除企业必须将境外投资利润调回国内的规定，简化审批等。

三是改革对外投资审批制度，简化审批程序。现行的审批制度繁琐、审批层次多、周期长，造成企业对外投资成本高，结果是企业或缺乏积极性对外投资，或逃避审批，反而起到了阻碍“走出去”投资的作用。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对外投资，只要不是恶意转移资产、不违反法律就应鼓励并简化审批程序。可以对海外投资申请进行分类管理：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审批严格一些，对非国有企业可实行登记备案制。

四是要加强海外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内控机制，防止境外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目前商务部、财政部对海外投资特别是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乏力，漏洞很多，监管的条例及其措施可操作性较差。

五是改进和完善对外投资服务，成立企业化运作的对外投资服务机构，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和周到的支持、服务，搭建信息平台，提供各国和地区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市场状况和企业资信等投资信息，并通过网络、报刊等渠道，及时收集、传递和发布境外市场、境外项目信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其立足、发展、成长。

“我来了，我看见，我参与”，不管“联想们”是作为先行者成功还是不幸成为英烈，都将有越来越多中国本土企业跨出国门，前赴后继，开始国际化航程，这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