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进化）科学?

拉波格(M．G．De Lapouge)最近指出，“正如细菌学使医学发生了彻底的革命一样，人类学注定要带来政治和社会科学的命”。就其对经济学的评论而言，不只他自己作为一个杰出的人类学家深信经济学需要革新。拉波格言辞之间流露出对经济学的指责和劝告，他道出了自己和许多具有相同研究思路的科学家的感觉。这可以被看作是那些在现代人类学、人类社会学、心理学及生物学方面从事认真研究的人的一致意见。这种意见认为，经济学无助地落后于时代，不能以现代科学的资格处理它的议题。其他政治和社会科学也蒙受了这种耻辱，也许同样处于无可辩驳的境地。经济学家们也不是轻快地将这种非难置之度外。可能今天没有经济学家敢于大胆地声称或倾向于认为，无论是在结论的细节还是理论的基本特点上，这门科学已达到臻善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发现，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一年半以前在剑桥所做的演讲持有的就是这种立场。但是，马歇尔之言论不仅没有半个世纪以前古典经济学家流露出的洋洋自得的自信，相反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演讲者对于“前辈”的极度谦逊和不必要的谦卑。对那些最希望得到指引的经济学家来说，就什么具有明确的价值，目前已经在做什么，下一步该怎么办，一般是不清楚的，以致于可以说，无决断力就应该是值得称许的品德了。甚至从前已做出创新并在其本土得到许多赞同的历史学派也不能满意地按他们自己所定的步调安心去做。

为自己的学科是“现代的”而自豪的科学家发现了经济学家们的缺陷。这些经济学家仍满足于对建立在自然权利、功利主义和行政计谋基础之上的(理论)结构、学说和准则进行修修补补。这种中伤不应该被完全接受，但这种带刺的评价接近于事实。这里所谓的现代科学是进化科学，它的行家里手们带有某种自得的情绪深思了他们所做工作的特点。经济学不是一门进化科学――诚如它的代言人所声称的；经济学家们带着忌妒和竞赛被打败的某种感觉，眼光投向对自己工作题以“最新式”铭记的那些对手。

确切地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不符合进化科学的标准，这一点并非如此简单明了。至少它并没有被批评家们令人满意地所指出。在这件事上成功的对手――也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声称，作为基本的区别，他们的工作是实际的：他们研究事实。但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学也是实际的：它研究事实，常常是以最艰难的方式，近来更是日益强烈主张数据资料的唯一效验。但这种“唯实论”并没有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进化科学。任何对数据资料的强调都不能达到第一代历史学派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从作为一门进化科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一种经济学比公认的历史学派更进一步。耗尽历史学派精力的广博学问和研究，并没有上升为科学，虽然它是坚实的，但它使自己满足于数据资料的罗列，满足于对产业发展的叙述性说明，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理论或把其结果精炼成逻辑一致的知识体系。

另一方面，任何进化科学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但这里再次公正地说，经济学似乎满足于这种检验，但它并未使资深批评家所满意。例如，必须承认，J•S•穆勒关于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学说是某种关于经济过程的理论，他以一种连贯而有效的方式处理了构成其论题的相关事实。同样，凯恩司(Cairnes）对价值、工资率和国际贸易的讨论也是对有关事实的序列和有序逐渐展开之经济过程在理论上进行处理的极好例证。但是试图援引穆勒和凯恩司作为进化经济学之例证，将不会产生比窘迫更好的感觉。货币理论的大部分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可以被引用，但具有同样的结果。甚至当一些现代作者公开声称对进化观具有某种强烈的偏好时，情况也是类似的；例如哈德利(Hadley)教授引用了具有公认的价值且达到不寻常成就的工作。很明显，他的允诺不绝于耳；但任何想引证他的《经济学》的人将确信，既不是他也不是他的对话者使政治经济学与进化科学协调起来了。公正地说，这种情况也适合于以坎宁安(Cunningham)，阿什利(Ashely)和坎南(Cannan)为代表的英国世系经济学家已发表的著作。

科学可以对古典经济学、晚近和现代作者的成就而自豪，但它不大符合进化论者的标准，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提供一种关于过程和发展的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用与进化论者相异的思想习惯构建其理论。进化论与前进化科学之差别不在于对事实的坚持。自然科学在其特征上采用进化作为标志前，存在着搜寻和整理事实的大量丰富的实践活动。差别也不在于前进化论时代缺乏对过程、关联、增长和发展图式进行系统阐述和解释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数量和多样性上是丰富的；许多关于发展的大纲是精巧和美丽的，不仅作为有机和无机发展的理论，而且作为民族和社会生活史的图解流行一时。甚至可以认为，我们的前辈在表述其理论并简化数据资料为知识体系时忽略了因果的存在，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和从前对知识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在最后分析中明确地阐述其对事实的认知所使用的思想方式上，两、三代以前的研究者与现代进化论者是不同的。这两种分析不会追溯到相同的基础，或不会诉诸于同样的标准。

两代科学家之间的差别是精神观念或观点的不同。换言之，是为了科学的目的对事实评价的基础不同，或对事实鉴别的兴趣不同。两代科学家评价事实的基础，就细节而言是对于因果关系的认识。对自然科学而言很大程度上这是真实的。但在对序列和关系更综合的处理上――在提出确定性结果――两代是不同的。现代科学家不愿偏离因果关系或数量序列的检验。当他提出为什么时，他坚持按照因果关系来解答。他必须把他对所有问题的解答简化为能量守恒或数量关系的术语，这是他最后的力量源泉。这种最后的力量源泉在我们的时代可由累积因果概念达到。作为对发展图式和综合过程的处理，进化论领袖人物的最大功绩――如果他们作为领导人有最大功绩的话――一方面在于他们拒绝回到现象无特色的关联，寻求最终综合的更高基础，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显示了，这种无特色的非人格的因果关联可以借助于其累积特征被用于严格意义上的理论。

对早期的自然科学家来说，就象对古典经济学一样，这种因果关系的基础是不明确的。他们对真理和实质性东西的感觉由于采用了机械关联的阐述是令人不满意的。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不能再分析的术语是“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被认为是对事件关联执行着某种强制性监督，它赋予因果关系在任何给定时刻一种唯灵论的稳定和一致。为了满足这种严格的古典假定，关联――特别是发展过程――必须按照始终如―趋向某种唯灵论合法结局的倾向性来理解。当事实和事件被简化为基本真理这些术语时，研究者满足于使它与确定性的正常状态相一致。事件间超出归因倾向的因果关联被看作是“扰动因素”。根据这种观点，与被认识到的倾向在逻辑上一致被看作是构建知识或发展大纲的适当逻辑基础。科学家们在这种古典传统指导下所努力的目标是用绝对真理之术语系统地阐述其知识；这种绝对真理是一种神圣的事实。它意味着事实与开明和审慎的通常感觉的判断相一致。

正常状态或事件的倾向这种偏见的发展以及衰减可以从信仰和玄学精致的教规、天命、自然秩序、自然权利和自然规律追踪到作为原理之基础的原始的万物有灵论。但这里必须指出，借助屈尊和心理满足，这种强制的正常状态是唯灵论之类的。为了科学的目的有必要祛除这种附着在事实之上的唯灵论。有趣的是正常状态这种先入之见是怎样在现代科学中存留下来的，并作为最高智慧它怎样被现代非唯灵论的关联所取代。这个问题是有趣的，因为其答案有助于弄清经济科学方法中这种陈旧的思想习惯有多大可能会无限存在下去。

在原始条件下，人们直接与严酷的物质环境发生个人接触；很明显在对环境的认知上，只有个人力量及其判断力构成其生活条件。在原始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存在非人格或机械的关联；对他们来说，严酷的自然过程基本上是费解和谜一样的东西。它作为邪恶的或仁慈的东西被接受，按照所有人直接熟悉的正常状态来解释，――正常状态是所有对自身行为具有第一手知识的人能理解的。季节和自然力量谜一样的运动，就象人类行为一样，被理解为由判断力、意志力和寻求目的的倾向所指引。可以象对待兽类一样，无生命的自然之过程，其习性可以被了解，被强制、哄骗、智胜和利用。同时共同体是小规模的，个人接触的范畴狭窄。不存在工业生活或非工业社会生活对人的心智施加无情的非人格事件的冲击，它只是后来在较大共同体更复杂和更全面的生活中才出现。没有任何决定性的东西可以阻止人们在表述事实和事件时根据正常状态――即习性、倾向和意志力加以认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与这种古代特点有所不同。事件关联的非人格特征越来越突出，从而导致人们系统化组织事实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对事实理解失败上的惩罚来得更确凿和更迅速。事件对人类心智的冲击更深、更坚实。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变得更较为充分和彻底，所以不那么容易把事情归因于唯灵论的力量和倾向的引导之手。在现代特别是工业国家，人类思想习惯对其行动实际方向的强制性指导变得特别显著；虽然人们不大情愿接受这种影响，但它已使人们累积地脱离了古代观念。这种背离在那些与现代机械过程有关的朴实的知识分支如工程设计，一般地称作技术发明中显明可见，走得最远。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按照人们的不同看法是综合的或分解的)是与机械关联和过程有关的科学，保留古代观点最长久的是那些其过程和关联使用感觉不那么容易触知、描述，因而不是立即能对现象的关联加以注意的学科，如道德、社会或心理科学。

向进化观念的转变不是突然的。甚至在那些研究生命过程和事件进化关联的自然科学中，不带感情的累积因果之概念也常常并实际上求助于这样一种观念：存在对因果过程施加约束性引导的某种日臻完善之趋势。作为科学的一个实用概念，趋于完善的信念已经逐渐地被弱化了，它一再被否决；但是很难说它已从科学领域中消失了。

根据上述看法，或以确切的认识论术语来表达，变化过程是渐进的；虽然程度不同，但所有科学都发生了这种变化。经济学概莫能外，但它仍存在着诸如“自然”、“正常”、“真理”、“趋势”、“控制原理”和“扰动原因”等概念，以致于不能被看作是进化科学。科学史展示了一个长期和曲折的唯灵论瓦解的过程，――从经院著作家时代到重农主义者，经院著作家从神授君主权力的角度讨论了高利贷，重农主义者依据“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判断实际上什么是真实的，认为大体上事件的进程是由逻辑一致性的约束所引导。从亚当•斯密到穆勒和凯恩司发生了某种变化，亚当•斯密令人困惑地求助于“看不见得手”的指引，穆勒和凯恩司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工资和“正常”价值，穆勒非常满意他做的工作，以致于他说，“令人高兴的是，在价值规律上不存在需要现代和未来作者加以澄清的遗留问题：这个主题的理论是完善的” 。然而，早期和近代观念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而非种类上的。

古典经济学家的立场，就其更抽象或确切的综合和概括而言，被称作礼仪充足的可能是适当的。基于事物的本性是所有的东西都趋向于其目的这种先入之见，他们认为他们提出的最终规律和原则是正常的或自然的法则。实际上，这种把事物归因于一种趋向的先入之见，依据人们通常对时间的感觉，得出的是人类可接受什么东西作为适当或有价值的努力目标。它是一种公认行为理想的设计。这种“行为理想”被制造出来的目的是作为真理的准则，使研究者在处理事实时赋予其假定以合法性，把它作为支持所讨论之过程的“控制原则”，以及服务于他不能感知的“趋向”。作为一种礼仪性准则，可以举一个运用这种知识的实例――“推测的历史”，它在对经济制度的经典处理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如对下列事件的标准解释，在猎人、渔夫、造船者或有刨子和两块木板的人之间以及各有一篮苹果和坚果的两个人之间物物交换的出现，把货币的性质描述为“流通的巨轮”或“交易媒介”也是类似的做法。在这里，货币按照一种目的被讨论；“在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根据某个作家对经济生活的理想而非因果关系所产生。

特别是对晚近作家来说，无疑采用了这种术语作为一种方便的隐喻，在该隐喻中，正常状态和趋向于一种目的的观念已受到极大程度的破坏。但在理论的阐述上，经典的正常状态这种隐喻的使用仍苟延残喘于现代经济学之中；正是这种不花力气地求助于令人费解的修辞手段作为理论的终极术语，使经济学家不能跻身于现代科学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