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东：哈耶克与新自由主义

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哈耶克（1899-1992) 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都具有特别的意蕴。哈氏在该书中发出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奴役”、“计划经济的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的警示，不仅奠定了他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VS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一20世纪最大的意识形态之争中的特殊地位，也使其与计划经济模式及其实践转型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哈氏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享有“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自由主义辩护士这一过于鲜明的身份不仅常常让人遗忘了他作为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身份，而且始终使其在中国的命运因人们对待计划经济的态度的不同而不同。

由于无意识形态障碍，哈氏思想在1949年前的中国和1949年后的中国台湾地区几乎为当时的学人同步引介。

据笔者所知，周德伟（1902-1986）可能是最早引介哈氏思想的中国人。作为哈氏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弟子，周不仅于1937年后利用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身份及其创办的《中国之路》平台几乎同步地向学生和大众传播哈氏思想，而且对汉语世界哈氏思想的译介和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继周德伟之后，蒋硕杰（1918-1993）于1937―1945年跟随哈氏获得博士学位。作为华人中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学者，蒋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台湾“行政院”经济顾问、中华经济研究院创院院长等职。学界公认，他基于哈氏思想建立的货币金融理论为台湾1950―1970年代的经济转型，甚至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深受周德伟影响的后学，殷海光尽管与周无直接师承关系，但他不仅通过后者接触到了哈氏，而且以哈氏理论为主要渊源成为胡适之后台湾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1953年，他在周德伟的建议下将《通往奴役之路》译出，在当时台湾最著名的自由主义阵地《自由中国》杂志上连载。该书不仅使台湾学人拥有了对抗大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而且使其逐渐摆脱了在1950年代影响台湾思想界的社会主义情结，开始寻求建构适合台湾的自由社会秩序。其后，由于周德伟和殷海光等的努力，哈氏思想几乎在台湾同步传播。继早期关注哈氏《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反极权主义后，台湾思想界于1960年代后也随着哈氏《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等的出版，开始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关注自由秩序的学理建构。其后，作为哈氏和殷海光共同的学生，林毓生（1934―）在哈氏、周德伟、殷海光等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在汉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由于有大批拥趸，哈氏本人曾于1965、1966、1975年三访台湾。他不仅与周、殷等人就中国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且为台湾学人带去了他最新的学术成果。特别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第三次访问，他不仅受到蒋经国的接见，而且就土地改革、通货膨胀等热点问题与台湾学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可见，哈氏堪称在当代台湾思想界最具影响的西方学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就已出版了《自由的宪章》（周德伟译，台湾银行，1970；大陆译名为《自由秩序原理》）、《到奴役之路》（殷海光译，传记文学，1978；张尚德译，桂冠，1982；大陆译名为《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夏道平译，台湾银行，1970）、《价格与生产》（许大川译，台湾银行，1966）等多部哈氏代表作，周德伟、殷海光等也分别出版了《当代大思想家哈耶克学说综述》（正中，1975）、《哈耶克和他的思想》（传记文学，1979）等专著。

19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台湾的上述成果也对大陆的哈氏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尽管潘光旦早在1946年就曾在其政论集《自由之路》中提到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但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观念取得支配地位，哈氏在相当长时间的中国大陆几乎成了反动言论的代表。

与对待计划经济的态度转变相一致，哈氏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引介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1950―1970年代末期的“内部阅读”阶段，代表人为滕维藻(1917-2008)。1958和1962年，滕分别翻译出版了哈氏的《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和《通往奴役之路》（商务）。但这两本书都是作为“内部读物”出现的，不仅印数少，而且只在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等非常有限的范围流传，因此影响不大。

1980―1990年代初期的“零星评介”阶段，标志事件为经济学界对哈氏的零星评介。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政治当局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反思以及对商品经济、市场机制认识的深入，首先从经济学领域开始零星地评介哈氏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哈氏《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开始在普通经济学者中传播。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回忆自己1980年代的成长经历时指出：“那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是由滕维藻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是由滕维藻、朱宗风两位先生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读物’。……虽然那时我还不能完全接受哈耶克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但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使我认识到中国发生‘文革’悲剧的根源。‘文革’中个人的自由被彻底剥夺正在于计划经济。”2.评介哈氏经济思想的论文开始出现，如孟援发表于《世界经济》1980年第9期的《评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等。3.哈氏经济学代表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1989）译出，并在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

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系统引介和研究”阶段，代表人物为邓正来（1956―）。随着1992年横亘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的意识形态障碍的消除，哈氏译介和研究开始在中国成为“显学”，并成为相对于新左派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渊源。依高全喜之见，当下中国的哈氏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以邓正来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路径，其强调哈氏的那种理性不及的知识论，然后追溯哈氏的整个社会观，把法律、政治放在他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第二种路径以刘军宁、秋风为主要代表，其主要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常识来解读哈氏，从其哈氏理论中提取一些与自由主义价值相关联的法治观、自由观、市场经济、自生秩序等加以发挥。第三种是他本人的政治哲学路径，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如何构建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第二是政治与法律制度背后的正当性问题。但邓正来在所有大陆哈耶克研究者中无疑是“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季卫东语）。正如李泽厚所言：“邓正来认真介绍哈耶克，很不错”；“邓比好些所谓自由派的风光人物要读书多一些。我讲的‘书’主要是指西方的。”他不仅翻译了《自由秩序原理》（三联，1997）、《法律、立法与自由》（主译，大百科，2000）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重译，三联，2004）等200余万言的哈氏代表作，而且撰写了共计60余万言的研究论文。这些集中收录于《哈耶克社会理论》和《哈耶克法律哲学》（复旦，2009）的论文，在汉语世界最为全面、深入地探究了哈氏理论的问题意识、内在理路和知识增量。此外，冯克利等翻译的《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2000）和《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2000）等也丰富了哈氏研究的视野。中国学人、特别是邓正来对哈氏的大力引介和深入研究，为高全喜、刘军宁、秋风、汪丁丁、徐友渔、秦晖和张维迎等将其阐发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奠定了基础，进而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掀起了新自由主义同新左派的大论战，并使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或主导了其后的经济改革进程。

哈氏思想和新自由主义1990年代在中国的兴起与后冷战时代计划体制的实践转型和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正如德特马・多林所言，“1989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镇山之主了。”事实上，1970年代末以来，以哈氏为主要理论渊源，以私有产权论、市场万能论和政府失灵论等为主要倾向的新自由主义已随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而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冷战结束和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新自由主义逐渐意识形态化并主导着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进程与性质；但随着全球两极分化问题的日趋严重，特别是随着晚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它正面临着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论者多将哈氏思想和新自由主义视为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特别是中国民主转型（以小政府为模型的宪政建设）的理论依据，但就经济改革而言，他们却没有看到：一旦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取向只会造成能者通吃、弱者出局的局面；就民主转型而言，他们也没有对真正属于中国的、我所谓的中国民主转型的“四重难题”进行深入思考：如何回应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个难题，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民主转型？如何回应孙中山早就意识到的一个难题，即在一个缺乏民众参与传统的国家实现宪政？如何回应孟德斯鸠和卢梭等西方思想家没有解决的一个难题，即在一个多民族的、具有世界责任的大国进行民主转型？如何回应王绍光等论者提出的一个难题，即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等。

显然，在社会正义诉求和民主化诉求的双重压力下，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甚至与之对立的新左派）实是时代抛给我们的历史难题。

笔者按：本文删节版以《哈氏思想在中国的流播史》为题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9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