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从科学角度看经济学的灾难

作者:张五常发布日期:2017-05-25

「张五常:从科学角度看经济学的灾难」正文

人文经济讲座(第18期)

主讲:张五常

主题:从科学角度看经济学的灾难

主办:人文经济学会

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联合主办:腾讯财经・原子智库

5月20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应《人文经济讲座》邀请,于深圳做了主题为《从科学角度看经济学的灾难》的讲座。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发表书面贺词,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教授出席讲座并致欢迎词,人文经济学会特约嘉宾、知名投资人欧成效先生主持讲座。

如同以往,张五常教授以粤语发表演讲,由夫人苏锦玲女士转译为普通话。两位老伴侣无间合作,令讲座完美呈现。

以下为张五常教授的演讲记录稿。稿件未经张教授审阅。

张五常:各位同学,今年我八十一岁,朋友坚持认为我是八十二了。按中国算法我是八十二岁。我二十四岁读大学本科,第一年学经济学,是五十七年前了。我做经济研究全凭自己兴趣做的,但最近我用了一年时间重新大修经济解释,十几年前三卷,现在变成五卷。修到最后知道自己在学术上走到尽头了。

我的朋友科斯一直作到百岁,我认为自己到八十一不要再做了。主要的原因是智力不下跌,想象力也没有,但短暂的记忆力下跌很快。早上想到的,下午就忘记了。小孩三岁时候的事情我记得,但早上想的,两小时后就不记得了。想到的东西,我用纸记下,但跟着找不到纸了。思想的发展是很多琐碎事情加起来的。我听说这是老人家的症状,每个人都如此。所以我想改完这次不再做了,做其他事情。现在还担心的,是很多以前大师写的文章和书,不断修改,不一定是改好,可能是改坏了的。我重新再改,当然辛苦,但我担心改坏了,所以我改的过程不断寄文稿给朋友,问他们我有没有改进,他们都说改进了。最近五卷完成,交了出去。做这样的事,不是为了钱。

我做其他事情可以赚很多钱。做学术研究对我来说,也不是为了名。当年给我博士学位时,因为外国学生要给50美金。我说不要了。一纸博士哪里值50元呢!校主任教过我的,追了出来,说一定要我拿这个文凭,说我帮你出钱。我就不好意思不要了。老实说,没什么用。我除了给学生写介绍信,从不说自己是什么博士,对我来说,一篇好的文章重要。我的观点很多朋友一样看法,但不容易写的。一些人写了很多,但是文章写完,三五十年后还有人记得就不错了。

你问我追求什么,我追求文章传世。头衔、金钱可以不要,但我辛苦写出来的文章不是为了升级和你们赞扬,我希望一百年后还有人看到我的文章。有个瑞典主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很多年的朋友,十年前我问他,你们的诺贝尔奖提到那么多文章,除了科斯的两篇,还有哪篇可以传世五十年?他想了两个小时,一篇也说不出来。客观看自己,我认为自己机会不会比科斯差。证据是1959年我在芝加哥出版的佃理,卖五元一本,现在网上用过的卖800,新的卖2000。现在看起来,很特别的现象,你怎批评我都好,但我的文章死不了!

我没写过大红大紫的文章,这些文章隔几年没人理了。我写蜜蜂、婚姻、佃农,都还存在。美国大名大学的学生,不会读我的,他们要读自己老师的。但是那些次等一些的大学,老师写不了的,学生们都读我的文章,这就增加了传世的机会。回看这些,是比较满意的。传世的文章,要有新意,要说真理,有趣味性,才有持久的能力。

很多大红大紫的文章,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年我写佃理,说我错的人无数,编辑问我要回应不,我说不回应。文章是自己思想,有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干预。批评我的人不知去哪里了,我文章还在。提到分成合约,你不能不说张五常。就这么简单。

事实上我也是幸运的。很多年前在美国,他们说到一个经济学者有创作高峰期。有一个高峰期已经不错了,如果有两个“峰期”,这间隔会多久了?科斯是1937到1960年,相距23年,人们认为是奇迹。我的《佃农理论》是一个峰,我的《经济解释》也是,能传世是没问题的,这是2017年,两者相隔50年。我认为在这点,我比科斯幸运。为什么呢?我有一个简单解释,我从来不认为我比科斯聪明,也不认为他比我聪明,为何我能相隔50年呢?很简单,他们只见到的是一个世界,而我见到了两个。

小时候我经过饥荒日子,得到的经验很多人没有的,农村的经验让我写《佃农理论》第八章时,不管阿尔钦还是谁,他们说找不到写佃农更精彩的。因为饥荒时候我在农地奔走,我知道如何农作。我写佃农时,推断是完整的,如有神助。阿尔钦看到第八章,拍案叫绝,奔走相告。后来我到芝加哥大学,他们看到这章,以为我是农业经济的顶级专家。

真实世界是经济学者唯一实验室。我到处跑,回到香港,很多人说我不务正业,放弃学术。今天还有人这样说。如果我不是到处跑,怎能写出《经济解释》那些案例呢?我不是只是到处跑那么简单,我做很多项目的小投资。拿到的资料可靠。有几间工厂,我给电话问工人情况,他们一定要对我说真话,因为我有投资。

另一个例子,2008年我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会传世的。这跟官方说的是两回事。不是不信他们,而是容易被误导。跟地方政府官员喝酒聊天,左问右问,问他们污水怎处理。我写了这书几年,中国给我帮忙很大。我给电话地区干部他们马上飞来,他们也想知道我们现在的制度到底如何。他们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到处跑,在香港被批评为放弃了学术,你要批评我就给篇文章我看!我写蜜蜂、座位票价、婚姻,每篇都在。这个历程是不容易的。经济学是实证科学,需要实验室的,真实世界是经济学唯一实验室。我看得多、快,我对马歇尔欣赏,他跑工厂好几年才写了他的名著,但我认为“低能”。跑了几年工厂怎会不知道合约怎安排呢?我敬仰科斯,但认为他太慢了,很多细节可以不管就不管。他慢、我快。有些事情你要知道多一点,但在实验室操作的行为,竟然被经济学同行批评,这是经济学的灾难。

你看那些统计分析、回归分析,不知所云,废物一堆。我写的是真实世界。很多年前我也做过回归分析,比较可靠的数字很少有。现在那些回归分析,算什么学问呢?1975年左右,我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不满意,在一个会议上,我评论一篇文章,拍案大骂,说这样的垃圾怎能算学问呢。我说完后全场震惊。科斯在场,拉我到一旁说,你客气一点啊。科斯到去世前十几年,他也批评了。

现在我的看法,是可能有很多种经济学,用途不同,我认为垃圾的,可能有其他用途。我认为是灾难的,科斯最后十几年也这样认为,但是我们认为的原因不一定相同。他认为经济学的灾难是和真实世界脱节了,是黑板经济学。所以他反对。我反对的理由,是现在的经济学无从验证。所谓的验证不是真的验证,完全没有解释能力。科斯希望,好的经济学能够在中国搞起来,他的希望我当然支持。但是他又希望我一个人把它搞起来,我说不容易的,尽己所能,把《经济解释》修改一次,已经做到尽头了。

我对经济学悲观的原因,是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我的老师赫舒拉认为现在经济学有好的地方,我就认为全是垃圾。我说我的看法时,要从头说起。我走经济学发展的路,你要知道我到了24岁才读大学,在中学几乎没升过级。但我做生意,逃过难,经历过饥荒日子。这对我以后的经济学是有用的。1959年我在美国加州读本科时,从那开始,我的运程没有其他人比我更好。

整个二十世纪经济学大师,我几乎全认识,乐意教我的大师无数。我在西雅图,经济学大师们飞到西雅图,一定要找我聊天。我本科一年级,英文也不好,但这是我唯一机会,我超龄了,所以不看成绩直接录取我。1961年我拿了学士,1962年硕士。跟着我做了个天才的决定:1962年考博士,我决定不考,而是等阿尔钦回来。我要考他的试。后来隔了三年才考,要考阿尔钦的题。我旁听他的课,是我最好的决定。那两三年我到处听课,和同学们讨论,学了很多。

而其中一件今天看起来不大可能的事,二十世纪的逻辑学大师卡尔纳普,竟然在UCLA教本科一年级逻辑。他一上课,我们就争位置,辩论科学方法,辩论什么是验证。当时弗里德曼已经发表了他的科学方法论。我个人认为,弗里德曼不到家,萨缪尔森不到家。

我偷听卡尔纳普的课,受到科学方法论的训练,后来我在《经济解释》就写了《科学的方法》。我跟老师阿尔钦是有分歧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临死前几年说自己是错的。分歧是观察上的事。要验证一个假说,如说甲发生,乙则发生。但验证时候甲和乙要真有其事。弗里德曼不知道,阿尔钦也不知,后来他才知道。

现在回到经济学理论,效用理论我完全不用。贝克尔用,他常赞我。但我说是没有功用的,可以不用则不用。需求定律,世界上没有需求曲线这东西,是经济学者的想象。需求定律说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价格是事实,看得到,但需求量是意图的需求,没有的,看不到。但讲需求定律不能不说。世界上是没有需求量这回事,单为这需求量我没法取消。效用、功用我可以都不要,但需求量无法取消。终于我想出来怎处理了。你要验证需求定律,一定要处理需求量。

我走自己的路,等阿尔钦回来,在思想上挣扎。等他回来那几年,把科学方法论弄明白,还有其他问题。我到处旁听,在图书馆看书,忙得不得了。我问阿尔钦怎写博士论文,他说是你要写论文不是我写,你要问自己。我又去问赫舒拉,他说你到图书馆,找出名的那些论文,看别人怎看。我就去了,找奈特、费雪等人的论文看。得到一个结论,天才的作品,基本上不及格。

为什么呢?理论漂亮,但没有验证!经济学不是实证科学吗,萨缪尔森的书,还有费雪写等优曲线,验证全是零。这就是问题了。在UCLA,天天说验证,阿尔钦、弗里德曼都是,但看他们的论文,验证在哪里呢?唯一对我影响的,弗里德曼1957年发表的《消费函数理论》,有验证。这本书好,是唯一的。我写论文一定要验证,《佃农理论》从头到尾都是验证,还有中国的婚姻等文章也是。经济学不是说说而已。

1969年我要找工作,去了西雅图华大,去了三个月他们就无端端升我做了正教授。升我同时,系主任诺斯(后来诺奖得主),还有院长,都对我说,我做什么都可以,希望你教学多点,但不教也行,做研究、发表文章与否都可以!完全不能想象的,当年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全是为了自己过瘾而写!看看现在的大学,替他们的老师可怜,怎能写出好文章呢?都是被迫写的,他们要算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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