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新浪长安讲坛第114讲，长安讲坛总第245期，做客专家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他演讲的题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非常荣幸再次来到长安讲坛。前不久，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央做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根据自己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体会，先从决定起草过程、时代背景、基本特点和文件亮点这四个方面来介绍一下，然后再和大家互动交流一下。三中全会文件的亮点，我想主要介绍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因为内容很多，只能挑一部分亮点来讲。

首先，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起草过程中的三个充分体现

我觉得要把握一下全面改革60条的历史定位和历史意义。决定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史经验，这也是下一步改革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决定》提出了我们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在起草过程当中，注意把握了三个充分体现，第一个是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的精神，这不是一个官话，去年我参加了十八大报告的起草，这次决定当中有些内容和十八大报告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去年十八大报告写到，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但是并没有往下说明政府起什么作用，市场起什么作用，留下了一个伏笔。这次的《决定》则有了一个理论上的突破，把原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十八大报告讲到两个全面的目标，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如果仔细看这两个目标，前后文字从语义上来讲是不对称的，前面讲的小康是一个发展的状态和一个远景，后面讲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动作或者说是一种行为。当时没有提出来和小康社会相对应的改革目标，是要使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次的《决定》则讲到了一个新的改革目标，就是要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一个国家制度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我们改革最终要形成这样一种国家治理体系。

第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的讲话精神，我会在下面的讲解过程中提示哪些内容体现了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第三，体现了全党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在起草之前，我们在全党范围征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在起草过程当中，我们又收集了大量的社会各个方面关于改革方面的一些建议、意见、文章、报告和课题，印了几十万字，这些资料的内容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这个《决定》是我们下一步在党中央领导下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改革的一个行动纲领，或者说它是一个进军号，是一个宏伟的蓝图。我个人觉得，如果能把《决定》中的这六十条都能落实下去，它起的作用将会不亚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外面评论说，大概有三个三中全会的作用很大，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是十四届三中全会，这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改革，同时把原来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做了质的升华。所以我认为如果全面贯彻实施下去，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使我们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进入高收入国家，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我对《决定》一个总的体会和看法。

对于《决定》的形成过程，我主要讲三个方面，一是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力度空前的《决定》。首先是中央高度重视、把握方向、正确决策的一个结果，《决定》的起草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进行的。今年4月中央做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做出《决定》，接下来就成立了一个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刘云山、张高丽这两位政治局常委担任副组长，起草组又分成四个组：总论组、经济生态组、政治文化组、党建和社会组，调集相关部门和地方一共有6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工作。起草组还有一个层次叫工作班子，是负责具体起草执笔的一些人。我一共参加过4次中央文件的起草，由总书记亲自担任党的全会的文件起草组组长，应该说是新世纪(13.71, 0.00, 0.00%)以来的第一次，这说明中央总书记对这件事情是高度重视的。

起草组成立以后，2013年4月24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全会召开之前，他先后主持召开3次常务、2次政治局会议来讨论、审议和决策。在三中全会期间又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审定最后的修改稿，所以一共是组织了四次常委会。2012年12月份，在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到广州、深圳视察，并发表一些重要讲话，释放了全面改革的一个信号。今年7月下旬，当文件形成初稿以后，习总书记又专门到湖北调研改革问题，期间还召开了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听取其他党派和人士的意见。

第二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决定》是要落实的文件，你写上去的内容要能赢得人们最大的共识，形成最大的公约数。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人对文件的每一条都拥护，但是至少大多数的内容要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我说大多数不是全国人民，而是全党当中的这些代表。因此在中央正式起草文件之前就下放文件，征询各地区、各部门对文件主题、主线到底怎么改征询意见。8月初下发征求意见，同时征求了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党外人士专门提出了书面的报告。在三中全会讨论这个文件期间，参加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一部分十八大的代表，还有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都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文件，所以《决定》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第三是起草组加强学习，集思广益的过程。起草组分成的四个小组，开了80余次会议进行讨论，工作班子也是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对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推敲、提炼。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来自社会各界的各种各样意见和建议，对一些完全不同的意见也拿来判断，是不是有道理可以吸收。可以说《决定》吸收和反映了全国人民深化改革的愿望，形成的过程也是起草组加强学习和认真提炼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决定》形成的时代背景。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候做出如此力度的空前的全面改革的《决定》？

新阶段的挑战催生全面改革〈决定〉

首先，要把握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只有在这样的时期，我们才能必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从大的历史阶段来讲，我们正在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这样阶段。世界上有一种说法叫“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国家很容易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迈入高等收入国家，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十年前党的十六大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说今后二十年，从2012年开始算，到2020年是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去年在研究十八大报告的时候，又加了一句话叫“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十年前全球化是大家都拥护的，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去全球化”的思潮和做法开始涌动。十年前发达国家积极主动地推进产业的转移，把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现在美国、欧洲这两个经济体明确提出一个口号叫再工业化，要把产业拉回去。又比如，十年前发达国家普遍是负债消费模式，一部分需求是靠负债支撑的。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欧洲普遍在去债务化，对我们的出口带来很大的挑战。再比如，在我们加入WTO的时候，欧美力推我们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但是现在他们却高举起保护主义的大旗。我们的国内也有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属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也有一些是由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没有完全理顺所带来的。这些挑战都有哪些呢？我们先不看长期，只看当前和今后的一个中期，可能就面临这样一些重要的挑战。

当前面临的中期问题和挑战

一是增长速度放缓了。过去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实现10%左右的增长速度，但现在维持7%-8%已经比较困难了。我们的增长潜力已经从过去两位数，滑落到现在的7%-8%的这样一个台阶上。当然增长速度换档也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带来的。

二是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产能过剩，很多产业，不仅仅是钢铁、水泥、玻璃等传统行业，包括一些新兴的行业，包括一些我们认为是战略性的产业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去年以来，我们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当前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一环，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个问题早晚都要解决，而且是越往后推难度越大，代价越大。

三是财政和金融的风险在加大，主要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的财政特别是地方债务的风险，以及相适应的包括房地产、过剩产能、影子银行等等。我们的增长速度换挡了，很多国外包括国内的一些人士说，我们应该实行刺激经济的政策，就要发货币要发债，但是我们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很宽敞了。

四是我们仍然处在城镇化的中期阶段。按照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来讲，我们达到了52%，刚刚过50%，但是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比如房价高涨、交通拥堵、污染严重、资源短缺。城市现在外来常住人口有2亿，其中农民工就有1.6亿，这些人还没有完全在城市落下脚来，城市病已经出现了。

五是我们的增长过去很大程度上依靠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所以我们维持了一个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我们加入WTO以后外贸快速增长，就是因为产品有竞争力，其中重要一条是劳动力的成本低。国外的企业转移到中国来，除了中国的环境、土地成本比较低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但是，最近几年随着人口红利逐步衰竭，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从中国撤离到东南亚一些国家，进入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一些国家。同时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企业普遍反映面临的第一位问题并不是订单少，也不是资金短缺，而是工资成本上涨过快，承受不了。劳动力供需发生了变化，这也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

六是资源环境承载力减弱。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既取决于需求，还要看一个地区的承载力，这是一个物理的极限。现在频频出现雾霾，证明在大气没有特殊变化的情况下，大自然本身已经无法净化我们排放的这些污染物，还包括水、土壤的污染等等。我们还没有到能源消耗的峰值，但是现在所消耗的能源所排放的污染物已经超过了环境的承载力。

七是社会矛盾在增多。这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所面临的风险、问题以及来自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要远远大于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时期。

增长条件弱化不改革死路一条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呈现一种长期化的趋势，明年到底怎么样现在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过去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很好，发达经济体不好，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在缓慢恢复，但是新兴经济体又在往下走，出现了新的分化。总的来讲，每年的国际环境都不是很宽松。

面临这样一些挑战和问题，我们原来依靠的一些条件支撑都在减弱、弱化，甚至有的在消失。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要使国家恢复健康成长，小平同志关键的战略抉择就是改革开放。如今我们同样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增长条件已经在弱化，如果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拔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