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谈谈可持续发展

各位专家，各位同行，我想，“可持续发展”这个词目前在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可能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汇。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人类所面对自身的发展和前途，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我记起一件事，1994年，李政道先生跟我谈过一次话，在这次谈话里他讲了这么一段精神，他说理论物理学家所关心的是物质本身的性质、来源，它的变化以及互相之间的关联，虽然非常复杂，但是我认为更加复杂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本身。我说这个话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基本意思是这样的。他认为，更加艰难的和更难以把握精确行为的可能是人类社会，是我们地球。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就代表了一种人类勇于探索、自我前进，对自己的前途进行有效规范的一种表达。

为了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讲二十一世纪对中国发展的严重挑战。我们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人口，而且中国人口三大高峰，在未来的20到30年，要相继来临，人口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居于首位的国情和我们必须要对待的问题。大家讲以人为本，我们首先要面对我们现在的13亿人，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我们经常讲，如果用乘法来看，一个小问题被13亿一乘，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做除法，一个再大的数字，被13亿一除，可能就是很小的数字。而这些是其他国家无法体验的。人口问题，所谓三大高峰，第一是人口的总量，目前我们13亿，这个人口巨大的列车，它的惯性还是汹涌向前，每年一千到一千二百万的新生人口，我们还要坚持好多年。同时，就业人口，一个是由于结构的升级、产业的升级换代，我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培训，就是工厂的下岗职工，同时我们新的劳动人口应当怎样提供就业机会，这对任何一级政府和任何一届政府都是不可绕开的大问题。当然还有第三个高峰，那就是老龄化人口。在人口问题上，应当说这是我们中国在高层决策方面犯的第一个错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当我们的人口处于5.4亿到5.8亿的时候，实际上人口的压力我们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一些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已经敏感地感觉到人口问题将会是中国巨大的负担。当时马寅初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很可惜，没有接受这个观点，反过来把它作为一种反动思想学术权威去批判它。马寅初知道人有一只口要吃饭，要消费，没有看到人有两只手可以劳动，去创造。这个问题经过五十年以后，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因此我经常用一句话来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失策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目前我们人口数量的控制还在继续执行，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人口的结构，社会劳动力，社会抚养能力，老中青三者之间的匹配将会出现新的问题。当2050年，我们人口的数量基本稳定，或者达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更多的工夫去调整人口的架构，这需要再有二十到三十年。因此，1950年我们对人口所犯的错误，可能要到2050年才能纠正。也就是说，一百年的时间，给予我们一个沉重的教训。

第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改革开放以后，翻两番，而且现在速度不减，这是我们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个时代。但是毋庸置疑，我们是用什么代价换取的每年平均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这个经济增长率的换来，我们是靠拼资源、拼消耗换来的。因此，我们粗放式的生产就导致了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的超常规利用，而这种超常规利用，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一下子还不能完全改变过来。这就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方面。

第三，我们要促进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逆转。大家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我们有很多环境绿化，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不要去破坏生态环境对我们的支持。但是事实是，据国家权威人士发布，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形势其实是整体恶化。我可以想象，在座的诸位没有人能看到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翻了两番到三番，而他们的生态环境却没有受到干扰，而且变得越来越好。这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碰到过这种状态。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划一个坐标系，用纵坐标代表环境质量，生态退化的速率，用横坐标代表人均的财富从少逐渐加大。我们看到的是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是恶化的。而且，这种恶化的速度是加大的。到了这个倒U型曲线，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再随着人均财富的继续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开始变好，绕过这个临界点，向右侧逆转。我们统计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无一能逃离这个规律的制约。中国也不会。这就是说，即使在你非常重视的情况下，这个规律仍然是要表达出来的。

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是在人均GDP达到一万一千美元的时候，日本达到人均八千美元的时候，开始向右侧逆转。但是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肯定不能再走，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能力我们现在就可以借鉴。当大部分中国人均达到三千到四千美元之间，也许就是我们生态环境质量向右侧良好逆转的时候。

第四，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现代化是我们几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追求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将会在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得到具体的实现。这当然是能产生非常伟大的民族自豪感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给我们带来的肩上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它所面临的不得不承受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

第五、城市化战略的优先。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建国初期到现在，我们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就是工业化的进程，超过城市化进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有一个口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认为在城里人吃的是闲饭。其实弄错了，真正生产力的聚集，和财富创造的源泉，应该是城市代表先进生产力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由于我们五十年来，执行城市战略一个偏差，造成我们现在城市化水平一个是落后，一个是城市本身完善程度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第六，区域不平衡的加剧。因为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斯涅夫分析表明，其实在人均处于三千美元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应该是扩大。只有过了3千到5千美元之后，他们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渐缩小。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是比较重视的。党和政府用了非常大的力气，来解决诸如三农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等等，实际上我们就是在改善区域不平衡。

在我看来，西部大开发的真正的意义，政治层面上的作用大于经济层面上的作用。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西部那样的生态脆弱和比较落后的地区，一下子提到东部这样的发达水平。这恐怕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允许东西部差异过大。我记得朱熔基总理，上任第一天答记者问，中国的区域性经济是多少？熔基同志回答是0.39，0.4是国际上认可的警戒线，过了0.4之后，区域上的不平衡就会发生。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目前是0.44到0.45之间，也就是超过了警戒线。因此我们看到目前的大案、要案，目前的腐败的势头，目前我们对黑社会、走私、绑票、抢银行等等，从前没有碰到过的现在都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包括的因素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区域经济不均衡，可能是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努力希望把经济系数控制在0.4以内，这是我们很大的任务。

我有一组数据，大家可以知道，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根据历史学家计算，当时经济系数已经达到0.61，因此就发生了李自成的起义。李自成的纲领就是六个字，迎闯王不纳粮。千万人跟着他把明朝推翻。清朝太平天国，搞了十几年，清朝从此以后就衰败了。那个时候经济系数是多少呢？根据历史学家分析是0.56。因此，洪秀全的起义也是不可避免。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际当时的经济系数在多少呢？历史学家的统计超过0.5，因此社会的稳定状况和整个有序状态就发生了变化。非常有意思，明朝的陕西甘肃起义、清朝的广西起义都是我们说的西部地区。因此我们光靠东部的发展，不顾及西部的发展，将来产生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西部起来打烂你东部的坛坛罐罐。因此我基本看法是与其说我们从西部换来更多的经济发展红利，倒不如说保持全国比较安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作用更大一些。

我们面临这六大挑战，意味着必须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和战略。这些战略和方向，不是传统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经过我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的反复讨论而提出来，这一点我非常钦佩。这说明他们是具有远见的，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是本着对人类负责的这样一种精神提出来的。

现在我要讲到中国发展到世界大国的地位，我们所谓的世界大国是领土面积超过720万平方公里国家――我讲的是陆地面积，我们才叫世界大国。有人从经济方面，我们从领土。我们不和新加坡比，因为这个不可比。这7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只有六个，我们比了这几个国家，当我们用人口平均除，中国在所有平均的下游，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列出几项，中国的国土面积的65%，也就是三分之二是山地和丘陵；国土面积的70%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当然东亚季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古代文明，但是，如果这个季风来得时间不对，或是数量不对，就会发生不是旱灾就是水灾。因此每年三月以后，中央的防洪抗灾的指挥部就忙起来了，每年都是如此，我讲的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我们碰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就比较严重了。我们的55%国土的面积实际上不适宜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这是很厉害的，一半以上。我们17%的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没有。中国大陆的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平均海拔高度的1.83倍。稍有物理常识的人就知道，离地心越远，要搞公路，搞建设，开发矿山，要建立城市，高出它一倍的地方，想想看要付出多少代价。

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每年多少次？这里每年的次数是标准化的，如果是按照标准一样，损失了多少经济、损失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面积，由此算出这样一个规律。大致在隋代的时候，每年只有1.6次，以后一直上升到现在的3.9次。将来到2030年左右会达到4.1次。这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经济密度高了，同样是一种灾害在天津和新疆的沙漠里面，造成的损害当然不一样。最近我们我们写了一份报告，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灾害，应该是正常情况。我们没有办法做特殊的情况来对待。但是如果我们碰到特大的自然灾害怎么办？我劝在座的诸位，不要轻易相信报纸说的特大自然灾害，它有五项标准，国际上是基本的同。按照这种标准，我们中国近500年来，大致有四次，明朝两次，清朝两次。清朝第一次雍正年间，第二次光绪年间，大概是1880年左右。大致有这么一个规律，每发生一次特大自然灾害的周期135到150年。从1880年到现在，应该说中国还没有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尤其是1959年根本就不能称之为特大自然灾害。这个周期已经临近了，1880年到现在已经120多年了，因此我们计算机反复演示的结果，认为到2010可能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在中国的概率74.6%。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计划部门，决策部门，应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考虑到这种突变、考虑到这种脉冲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危害，提早做好战略储备和各种准备，同时提高我们抗御灾害的能力。

再谈谈我们的决策失误。人口问题是我们第一次失误，58年大跃进是第二次失误，文革十年，是第三次失误。三次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牛津大学的计算，后来又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计算，大概是列出一个单子，这个单子是什么呢？人口不发生错误，现在大概10亿左右。GDP大致这样可比的。如果现在是100的话，如果我不犯这个错误，超过现在的0.4%。人又少了，人均GDP又增长了，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我们犯了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套战略，这是头脑清醒的决定。我们不会再去做重大的决策失误的事情，因为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中国每年新增人口一千多万。每年新增的GDP大致是7―8千亿，新增人口扩大，这个要消耗掉每年的新增GDP五分之一，到目前来看，也就是20%左右，新增GDP要拿出20%左右供养新增的人口。如果你人口基本上不增长，总量基本保持平衡，有的还有减少，那他新增GDP就完全可以用于它的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中国目前却背负着不可推卸的负担。

资源的压力，是制约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瓶颈。这个就不讲了，大家都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