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中国财税思想的生成与流变

作者:李炜光发布日期:2011-08-25

「李炜光:中国财税思想的生成与流变」正文

主讲人:李炜光

评议人:温来成 王文素 孙钢 马金华

秋风:

今天是天则所第432次双周学术论坛。今天的主讲人是李炜光教授,李教授在财政理论和财政史方面造诣非常高。他在关于财税的公共舆论的空间非常活跃,也给我们关于财税问题的公共讨论提供了很多知识上的支持。一般做财税理论的人都是替政府征税做辩护,我们的李炜光教授很特别,他是为纳税人辩护的人,是维护纳税人权利的一个专家。非常有意思的是,李伟光教授在他们学校非常受重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他今天给我们讲的一个题目是《中国财税思想的生成与流变》,和财税史有关系,应该也是非常精彩的,我们还请到了思维评议人,我们一会会一一介绍。

李炜光:

谢谢秋风,我的老朋友。谢谢天则所,谢谢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教授,也感谢各位老师和朋友来参加这次论坛。大家是来挑错的,我的都是一些新的自己的想法凑成的讲座,有些地方可能悟得还不够深,具体做出来也受到一些局限,所以做了几次修改,在成熟的时候会写成文章。我的题目是《中国财税思想的生成与流变》。财税,我们一般财政和税收始终没有一个特别规范的说法。要么就是财政,从日本近代流传过来,叫finance。税收和财税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一种说法是税收内含于财政。中国人对财政税收的认识很早,思想的形成可能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文明中是比较先行的,但是中国人对自己的财税思想的理解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所谓的先行就是在世界各国其他民族国家和我们的经济形态不一样,财税思想比我们要晚一些。这种财税思想的先行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进步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我们近现代以后,以至于当代我们现在对财税的认识会是这个样子,它和历史上的财税文化究竟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还想再说一句,主持人秋风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我看的东西不多,但是我们每一次在底下沟通都会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好好读读秋风的著作。

我计划今天讲三个部分再加一个序,序主要是中西先贤对人类文明指向的一致性,我强调的是一致性,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有很大的局限,认为中西方对于政治、经济、财税的分歧是非常大的,但是通过我的研究,我感觉越往前越一样,它的不一样是因为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面我又下面具体分成三个问题:中国赋税思想的源,然后就是它的形成,基本上比较成熟的时期是春秋时期,春秋以后,中国赋税思想由于皇权机制的进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赋税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后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赋税思想就变得比较贫乏和畸形,只剩下一条轻徭薄赋的古训还在,其他的都被终止了,这是中国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下面我就分别谈谈。

这讲的是圣经里的一段故事。在公元前1030年,犹太部落长期以来没有政府和国王,人们就要求犹太的先知弥赛亚像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也给我们一个君主吧。他描述了君主统治下的一个情景,试图来打消犹太人的念头。下面这段话就是他说的:在国王统治你们的时候,他会夺走你们的儿子安排在他身边,做他的奴仆、马车夫,而且他还要跑到战车的前面;他还会夺走你们的女儿,替他喷香水、烤面包,他会夺走你们的土地、葡萄园和你们的橄榄,甚至夺走你们最好的园地去赏赐给他的仆人,他会抢走你们十分之一的羊群,你们将沦为他的奴仆,那个时候你们将为自己有了个国王而痛苦不已。这就是有太先知给自己同族的人的一个警告。按照当时的记载,犹太人还是要国王,说我们这个国家不能没有国王,没有国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和其他民族进行战争,打不了胜仗,而且没有一个人提供这种公共服务。以后就有了国王,西方人显然受到了弥赛亚的影响,所以设置了多种制度来限制王权,使得西方整个的制度架构中对国王的限制比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要多得多。

古希腊的王权就很分散,斯巴达是两个国王,除此之外还有十大将军、元老院、国民议会,这样就把王权分散了,而中国的情况就和它有很大的差别。在若干年以后,比如上千年以后,至少是大宪章以后,西方人对赋税的理解也非常成熟。如果这一批犹太人再遇到自己的先人弥赛亚的话,他们会这样回答,这是我编的,大家可以看看。刚才那句话是圣经里面的,带有故事性,但实际上这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然后国家征税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人民怎么对待国王,怎么样来处理自己和国王权力边界的问题,所以下面这几条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谈的。第一,我们愿意出钱供养一个国王,于是我们就愿意承担一个交税的责任,将国王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就是税收。第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依从我们意愿的国王,因此国王从我们手里征收的财富也就应该全部用在我们大家所希冀的方面,否则就是不合情理和不能接受的。这是西方的税收思想,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一个国王,但是这个国王是我们需要的国王。中国人就不是这样了,中国需要一个皇帝,但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三,当国王违反我们的意愿行事的时候,比如强行征税,或者是任意挥霍财富,我们得有办法阻止他这样做,所以我们组成议会来决定如何限制他征税和支配预算的权利。第四,当我们把财税的治理权交给国王的时候,并没有同时放弃自己对国家财政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理由很简单,刀剑和钱袋无论如何不能攥在同一个人手里。

西方人是这样认识的,这也是中国文化比较欠缺的地方,至少我们在制度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最后谈的西方人对财政权的认识有一个区分,就是人民对财政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加上国王的财税治理权,这两者全部到位,这才是一个国家财政的全部。我们在平时理解财政的时候往往是把这个混在一起的,就是财政的治理权和财政权本身、它的拥有权、它的归属,这些东西没有弄清楚,把它混在一起了,这是我们文化当中欠缺的。

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先知。当我们遇到和当年犹太人同样的问题或困惑的时候,我们的先知是怎么回答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当年犹太人遇到的问题中国人也会遇到,也会有一个怎么对待国王的问题。我先拿老子做个例子,老子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是他在第15章里面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如果你的面前放了一盆水的话,这盆水很脏,你怎么让这盆水重新变清、变干净呢?他提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动它,如果这盆水已经很浑浊了,你再去折腾它,想方设法让它清澈,怎么也清不了,只有你不动它,让它安安静静地呆着,等到了一定的时候,它的脏东西自然会沉淀下来,水变得清澈起来。这不只是一个智慧的问题或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而是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不折腾,他的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就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道德经》里面是有一些税收的思想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就是说你过多地占有不如停止,你占有得越多,其实越被动,越容易走向失败。“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如果你要向人家征税,你首先要给人家点什么,你要给征税者一些好处,给他创造一些条件,让他能够正常地生产和生活,给你提供出这些财富来,你才能够去征税。“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这是一种无为的思想,大自然给人类提供的东西肯定能养活大家,养活地球上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是干预它,反而会造成不均的情况。只要你安安静静地实施无为的政策,你不下命令,不实行各种政策,老百姓自己也会实现这种公平和均衡。第75章直接谈了税收:“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个地球给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已经足够养活大家,为什么还会有人挨饿呢?就是因为国王收税太多了,他过于贪了,所以老百姓才会饿肚子。老子没有强调其他的原因,比如懒惰或者自然灾害,他只说了这一个原因。如果老百姓在这么好的自然环境下还会饿肚子,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征税过多。老百姓当然对税赋过重会进行反抗以表示不满,统治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镇压,拿死亡去吓唬老百姓,所以最后在74章出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还能用死来吓唬他么?

探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道德经》谈得非常透彻,应该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里面它是说得比较到位的。所以《道德经》在西方的地位是很高的,写《世界哲学史》的那位思想家说,世界上如果出现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还剩下三本书的话,其中有一本必然是《道德经》。他没说另外两本是什么书,但我想其中必然有一本是《圣经》,再有一本就没法去猜了,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傲的。有《道德经》,人类的文明就不会灭绝,就会重新发展起来。但是有一点,中国人恰恰不怎么重视《道德经》,历朝历代,包括现在的统治者,也不怎么重视《道德经》。这是53章的一段话:“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意思就是大路本来是很平坦的,但人经常是放着大道不走,天天去走小路,放着好好的大桥不过,偏偏要去水下摸石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非道也哉!”意思是统治者的宫殿建得非常好,打扫得干干净净,老百姓的土地却荒芜了,自己的粮仓空虚了,统治者可以穿非常漂亮的衣服,带利剑,去吓唬别人,想吃什么有什么,是非常富足的。老子的性格比较阴柔,他的文章也是这样,一般说话不带什么情绪,但是在53章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老子激动了。

实际上老子在这里骂人了,这是强盗,这就不是道。老子的立场站在民间,这是对于统治者的批评。治国之道他非常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刚才秋风说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会出谋划策,只会为老百姓说话,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作为一个学者,这是最起码要做到的,你的学术立场是中性的。而且在一个强势的体制面前和一个弱小的百姓面前,你站在哪一边,就会有这种选择。“治大国,若烹小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别折腾,别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就是最好的,这也被我们现在的治国之术早就抛弃到无影无踪了。这段话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你要建立一个政治体系来治理好这个国家,实现善治的话,你首先要把各种机构和制度建立起来,而且各有各的名分,各有各的责任。如果这一切都已经确定下来了,你就知道你的权力到什么地方应该停止,因为你的名分或责任都决定了你在什么领域内可以行使你的权力,这就是作为政治权力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于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止步,这是中国文化中最稀缺的内容。政治权力依托的是各种强权,军队、警察、监狱、征税,都是这样,但是从来没有哪个统治者认真地研究过自己的权力到什么边界就应该停止。老子说,你知道什么地方停止了,就不会再有麻烦和危险了,这是第32章的内容。

第69章这段话也非常珍贵,叫“祸莫大于无敌”,老子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危险不是敌人有多强大,而是眼前没有敌人了,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了,那么你的祸就来了,这是老子告诉我们的非常深刻的一句话。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治国三宝论”了,第一是慈,慈爱,第二是简,简约,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他这个我指的是统治者,统治者要在他的施政行为中首先体现出他的慈爱的、仁爱的,第二是要简约、收敛,征税不要过分,用财不要过分,第三是最重要的,不敢为天下先。中国的统治者很少有不敢的是,一般都敢,你让他不敢,这是非常难的事情,特别是权力掌握的非常牢靠的情况下。老子说这三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要是把这三点舍去了“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你就死定了,治国的这三个原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第17章里面,老子说了如何评价一个统治者的好坏,是尚佳的统治,还是中等的表现,还是一个比较差的状态,分成了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可以量化。

治理最好的是“不知有之”,不知道现在总统是谁,不知道统治者的名和姓,大家都不关心;次一点的是“亲而誉之”,就是非常信任统治者,特别爱戴他,认为他治理得太好了,大家上上下下都唱歌来歌颂他;第三是“畏之”,就是怕他,老子有一个思想,就是国家权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器物,不能轻易拿出来示人,国家机器应该是收敛的;最后一等是“侮之”,就是老百姓骂起来了,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下面的“悠兮其贵言”指的是少说多做。“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个事情做成了,老百姓说是我自然而然做成的,不用感谢谁。老子的这种思想如果和西方的自由秩序原理比较起来,我觉得为什么《道德经》最容易和西方人的思想相沟通呢?为什么西方人非常推崇中国的《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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