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走向共享型市场经济

我认为中国应当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走向共享型市场经济。什么是特权型市场经济？特权型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特权横行，权贵们享有特供、特殊待遇、特殊利益。

在特权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一是经济特权泛滥。官员们垄断了资源，中国70~80%的资源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中；垄断的国有企业坐地分赃，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国民的利益，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2009年，一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而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收支结余仅剩下约19亿元。而这期间央企利润共为24772．6亿元，央企3年来上缴红利比例表面上为6．3％，但由于99.9%的上缴红利是从左手给右手，回到了国企，实际上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还不到0.1%（19亿/24772.6亿=0.077%）。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权贵们还垄断了财政分配权。在发达国家，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就高达2万亿元。

2006年7月，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关于若干省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高中级干部经济收入状况》的报告中说：5省（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包括福利、津贴、奖金）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包括福利、津贴、奖金）为125万至250万元。浙江、上海、广东三省市的省级干部家庭用电、燃气年开支，每户18万元至25万元。用公款在宾馆、饭店、俱乐部招待亲属、朋友年开支40万至100多万元。

在特权市场经济国度，金融也被垄断；而垄断的金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国有银行不可能给小企业、普通国民、农民创业贷款，所以中国老百姓的创业率很低，只有发达国家的1/5~1/8。

行政对于经济的垄断还导致大规模的权钱交易、寻租腐败，致使2008年我国灰色收入（包括黑色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15%。灰色收入主要是围绕权力产生的，是与腐败密切相关的，往往是来自凭借权力实现的聚敛财富、来自公共资金的流失、来自缺乏健全制度和管理的公共资源，或者来自对市场、对资源的垄断所产生的收益【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二是政治特权泛滥。公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自我授权，自证合法性，自我解释，自我论证，自我调查，自我监督；人治盛行，法治不彰，个人大于宪法，组织大于国家；官本位，权力世袭，形成所谓的官二代现象，不一定是北朝鲜的个人权力世袭，而是集体权力世袭。

三是社会特权泛滥。如社会保障特权，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等级制、多轨道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养老、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合作养老。80%的公共医疗经费用于干部疗养、高干病房，而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分钱。【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报道】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某省厅级及以上官员在医院皆有专门供他一人享用的疗养病房。

四是文化特权泛滥。除了网络之外，中国的媒体全部被官方所垄断，一些官员天天热衷于自我表扬，掩盖丑恶；还有权学交易盛行，官员博士化，当然是虚假的博士、注水的博士；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是宣扬特权、压抑个性的，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特权。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中国最根本的转型、最根本的出路是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转变为共享型市场经济。

什么是共享型市场经济？

共享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公平、均衡与普惠。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它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进步；共享型市场经济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产权共有、股份共享、社会分红；强调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普遍占有、平衡发展；共享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没有共享，经济增长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是有害的，必然导致种种的社会矛盾、社会分裂乃至于社会动荡。共享型市场经济对于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如经济与社会失衡、城乡失衡、东西部失衡、资源环境破坏严重、过于注重GDP、过多收税、官僚垄断企业、垄断金融、工资率太低、消费率太低、财政中民生支出太低、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四座大山”等等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价值，也就是要改革政治体制，赋予民众权利，让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建立共享型市场经济，关键是实现权利共享，然后才能利益共享。

为了共享权利，必须立法保障公民的话语权、决策权、管理权、组织权、出版权、罢工权、迁徙权、监督权、司法权；必须取消特权待遇，废除等级性、多轨制的医疗养老体制，建立普惠、平等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废除歧视性的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不同地区的均衡投资和财富共生；国有企业应将股份量化到全体国民，进行社会分红，米德（Meade）的社会分红理论主要就是针对公有企业和公有土地的。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是公民最重要的经济权利之一。

还要建立有利于穷人的税制，如在印度，只有3000万富人需要纳税，所以印度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比中国小得多。目前中国的税收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如我国至今没有开征遗产税；又如个人所得税，中国工薪阶层平均纳税额比例高达25%，而富裕阶层只纳税16%；我国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也没有扣除的事项，而美国税法规定的各种扣除包括：个人退休保险及医疗储蓄账户的个人缴付部分、离婚或分居赡养费支出、教育贷款利息支出、慈善捐助支出、购买专业书籍和职业培训费等个人职业发展费用支出，甚至包括变换工作的搬家费用等。

还要改革金融制度，还人民金融权、保险权，鼓励民营银行、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草根银行的大力发展，以农业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及国家对于涉农保险的扶持与补贴来帮助人民抵挡各种自然灾害，以土地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来帮助农民融资致富。

还要还人民土地的权利，实现土地的资本化、财富化。城乡土地制度应当统一，城乡居民皆有权根据土地使用规划而自由地购地建房（像发达国家那样），打破土地和房地产业的垄断；城市居民有权到农村去购房、创业（小产权房应当合法化），从而降低城市的房价；农民也有权进行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有权在集体土地上不需经过征地、只需遵循规划而自办私人企业（非乡镇企业）、自建开发区（而不是必须征地后由政府才能建），这样才能把土地的收益留给农民。粮食安全的危险来自于官员征地，而不是来自于农民对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只要国家制定好土地综合利用的规划、法律，农民是不敢违法的，但官员往往是敢于违法的。

总之，我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特权型市场经济转向共享型市场经济；建立共享型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共享权利；争取人民的话语权、分配权、金融权、土地权，是当前中国的最大任务。

2010-11-13中国科技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