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工人集体意识与劳动关系转型

主讲人：常凯

评议人：吴庆 曹可安 王建勋

茅于轼：

今天是天则所第412次学术报告会，我们请到了常凯教授为我们作报告。中国原来也有工会，但工会并不代表工人的利益。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劳动力供给减少，中国已经出现了农民荒的现象。另外，现在的打工一族已经不是30年前吃不饱的农民了。那时农民进城打工要求很低，只要吃饱，有点零花钱，就非常满意了。现在则很不同，打工的那些30多岁的人，没有挨过斗，教育程度比较高，知道维权。我们现在面对的新形势就是，工人的觉悟在提高。所以，今天讲的“工人集体意识与劳动关系转型”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下面有请常凯教授。

常凯：

很高兴今天能来天则所，就备受关心的劳资问题、劳工问题和罢工相关问题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天则所声名远扬，聚集了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这里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前沿问题，讨论的深度也是其它会议不能比的。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结合五、六月份中国爆发的罢工潮来谈一谈。大家都注意到了，五、六月份，中国各地发生了罢工。对此媒体的评论很多，但经济学家的声音很少。我是学法律的，以前在日本教书。日本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对话活动。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不太一样，关注的焦点也有所区别，但社会现象或者社会经济现象存在共性，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只有看问题角度的差异。全世界的媒体、学界都在关注这次罢工潮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可经济学家却没有声音。陈志武教授和薛兆丰曾经就罢工问题发表过言论，但除此之外，我几乎没有看到大牌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之后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的看法。

这次工潮事件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个是富士康事件，一个是南海本田职工罢工事件。其中，富士康事件以12个员工跳楼为标志，南海本田事件以近20天的罢工为标志。两件事反映了中国经济和劳资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哪些特点，对中国劳资关系今后的发展有哪些影响，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富士康事件后，政府、工会和学界更关注的是对工人的心理疏导，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其理由是80后、90后心理脆弱，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如前一辈，受不了挫折。如果是个人事件，这个理由或许是成立的，但用来解释群体事件，解释富士康12个员工接连不断的跳楼，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另外，如果用这个理由解释富士康90后的跳楼，哪又如何解释本田同样是90后，却选择了集体罢工呢？这次罢工的发起、组织、进行和结束都有条不紊。难道这些90后就能吃苦耐劳，心理承受能力就高吗？

政府机关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人的意识是和社会存在相关的。尤其是工人这个社会阶层，他们必须考虑自己在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场所中的地位，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自己今后发展的诉求。富士康和本田的工人同样是80后和90后，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觉得需要研究这些工人所处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他们在生产场所中的地位和权利。

富士康和本田虽然都是现代产业，但在管理方式、企业文化和工人生存状态上存在很大差异。富士康在经济上是个非常成功的企业，这种成功与郭台铭的管理理念、市场敏感度和在适应全球化方面做出的创新分不开。企业要成功，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力。富士康是半军事化、半封闭的管理，那里的社区基本是割断的。应该说，富士康的劳动条件总体上是不错的，不能被简单称作血汗工厂。当然，如果从人的自由发展层面来说，富士康可能是有血汗工厂的意味。但在劳动者的待遇方面，它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按时发工资，给加班费，福利待遇不错。但是，在富士康加班特别多，每天加三、四个小时是正常的。企业文化方面，郭台铭的文化就是全体富士康人的文化，随处可见郭台铭语录，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人在富士康并不是独立的主体，由于长时间的加班和严格的管理，他们已经异化为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零件，一个机器的组成部分。

富士康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原子化和碎片化管理。老乡同学进去后都被打散，统统分开。最后出现了一个人跳楼，同宿舍的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他们曾经做过一个游戏，谁能把同宿舍另外7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就能获得2000块钱的奖励。结果，这个奖居然没人能拿走。其实，这是雇主管理工人的一种常见办法，即不让工人结成力量，防止工人拉帮结派。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获得平衡的基本前提是雇主靠资本控制，劳工靠团结。郭台铭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他不让工人团结起来。在富士康，谁都不认识谁，组织罢工就非常困难。但这样也有问题，工人缺乏依靠，没有组织。虽然有几十万人，但却是一盘散沙。如果工人想不开，或者遇到困难，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提供帮助。消极、绝望的情绪在这种环境中更容易传染，难以抑制。这就是富士康不断出现跳楼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工人的权利不仅仅是干8个小时的活，收8个小时的工资，他们还有精神权利。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精神权利，特别是主体的精神权利。有位记者说，几十万人高密度聚集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富士康，他去了之后都觉得自己不存在了，时间长了他都想跳楼。另外，在富士康，想晋升非常艰难。他们分员级，即操作员，和师级，即工程师两大类。往往十几年只能涨几百块工资。虽然富士康相比其他企业总体是好的，但其流动量非常大，流动率非常高。因为工人一步步走下去，却看不到希望在哪里。工人已经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而他们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则无法实现。本田和富士康就不太一样。本田的工人加班比较少，待遇也相对比较高。南海本田的工人住处和生产场所是分开的，而富士康的是放在一起，这样工人就很难形成自己的精神空间。南海本田工人的联络比较紧密，因为很多人从技校到实习到留在工厂，有密切的地缘的和工作上的联系。另外，因为加班比较少，工人就有比较多的自由空间进行讨论、接触。这种情况下，工人容易形成共同的意识。

南海本田的工人也是80后和90后，这次罢工的代表叫李晓娟，名字和电话都上了网，她才19岁，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和她接触后觉得很震惊，因为这些人有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意识。首先，他们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人，比如国企工人，不一样。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要求“主人翁”权利的地步。国企和非国企工人的意识不一样，非国企工人追求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比如起码工资或者说劳动价格应该要公正。这些人和老一辈的农民工也不一样，老农民工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所以，叫这些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准确，他们和农民几乎没有联系，仅有的联系是他们有农村户口。他们中很多人是在城乡结合部长大的，很早就出来了，根本没有干过农活，从来不想当农民，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城市中生活，在现代产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他们和老一辈不一样，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掌握信息比较多，对社会、法律、经济问题都有所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是老一辈不能比的。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争论和实施过程更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工人有各种权利，但实际中，工人并不能完全享受到，这就加打大了工人心理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现代产业过程中，现实让他们自然而然产生出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即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与其说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如说他们是“新生代产业工人”。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人，研究这些人，对他们有准确的把握和定位，继续用农民工概括他们是很不准确的。

作为新生代产业工人，富士康是特例，南海本田工人发起罢工有普遍意义，新生代产业工人经过二三十年社会变化后，进入现代产业关系中，对自己的地位身份有比较准确的定位。阶级形成最重要的标志是有共同的阶级意识，把个人对工资的追求和整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比如南海本田的罢工，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工资不满意，但大家意识到，这次集体活动的发起和今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另一个案例是阿兹米特，也是本田系列的。开始是一线工人罢工，雇主很强硬，要解雇所有罢工的人，这样使得办公室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加入到罢工中来。工人和管理层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在劳资关系中，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人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追求社会正义。他们觉得雇主太过分了，工人提的要求是可以谈判，不应该采取开除工人这种极端的手段。可见，我们要关注工人的构成，工人群体的变化。新生代的产业工人，市场化的产业工人已经形成，并正在走向成熟。

下面我谈一下工资增长机制和劳工三权的问题。最近这些工潮的起因基本都是工人为了增加工资。就性质而言，都是经济性质的，没有政治方面的诉求。工资问题是劳资关系中的核心。经济学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主张工资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不要干预。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一直持反对态度。理论上讲，最低工资有不小的负面作用的。但即使在最市场化的美国，最低工资也是实施了上百年的制度。之所以接受这种制度，是因为市场化下的劳资关系无法完全靠市场进行调节。劳资关系本身是不对等的，有人认为市场化后，契约自由，来去自由，市场自己就可以进行调节。但市场化的平等是形式化的平等，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劳动者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不仅表现在工作上，还表现在社会地位上，相互关系上，甚至人身上。工人只能听从指挥，工作期间没有自由，因为工人把劳动力使用权让渡给了雇主，雇主给他们工资。

要平衡劳资力量。一是政府公权力介入，保护弱者，比如最低工资。计划经济下，我们控制工资总额，不让超过；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对最低标准的把握，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政府的最低工资仅仅是个生存线，并没有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需要靠劳资双方的力量博弈。在对劳动合同法的争论中，有人质疑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权利，平衡劳资关系的作用。我认为，劳动合同法做不到，但劳动合同法是个机制，是个起点，下一步是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劳动合同法调整的是个别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可、确认劳动关系，要提高和改善这种关系，劳动合同法做不到。劳资力量的平衡除了靠政府介入外，还靠工人形成集体的力量和雇主进行抗衡。历史发展经验很明显，劳动者必须享有自己特定的权利――劳动者集体权利。这在国外叫劳动三权：团结权，比如成立工会，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这些权利是劳资双方获得相对平衡力量的基本手段。

学界现在都在讨论罢工的问题，到底工人应不应该罢工，罢工有什么作用？薛兆丰把罢工叫集体敲诈。其实，罢工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学，工人组织的法学权利，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罢工是集体敲诈的看法比较极端。陈志武教授做了很多论述，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还有句话很有意思，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里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不仅是生产的中心要素，还是一种特殊商品，说到底，组织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利。书中还说到，和普通的印象相反，罢工的方式其实很少使用，罢工损失的时间只占劳动时间的百分之一，因为伤风感冒损失的劳动日远远高于因为劳资纠纷损失的劳动日。这些话的意义在于，如果仅仅把劳动者当成要素来看，或者从雇主角度看，把它当成成本使劲往下压，那就忽略了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的特点。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效率，什么都看不到，连大师都说，最终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的福利。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是以牺牲劳动力为代价的。国有企业工人是国企改革的牺牲者，农民工在中国出口经济的整个生产过程占到了一半以上，但他们连最基本的待遇都享受不到。中国现在的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已经使整个社会的冲突变得非常激化。我看网上说，河北一个铲车司机因为劳资纠纷开着铲车拍了好多车，死了十几个人。这种恶性事件表明，中国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模式发展经济，靠牺牲劳工来追求GDP和效益，那将来的社会成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都会非常大。

罢工权利我们认可也好，不认可也罢，是国际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调整的基本规则。说罢工是集体敲诈，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罢工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威慑，罢工对企业是一种损失，否则对企业不会有压力。对于中国的工人，罢工的风险和成本更高。在国外，罢工最主要的是经济成本，如果罢工失败，工人要承担相关费用。而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成本主要是风险，工人可能会被开除，可能被说成是制造社会动乱或者扰乱社会秩序，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一旦工人罢工，肯定是迫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