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比特：中美发展模式的对比与前景

主持人 魏建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一书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和夫人。

大家都知道，约翰・奈斯比特先生是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趋势》，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世界的两本书之一。大家知道，一本书是《大趋势》，一本书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一书目前已在全球共销售了1400多万册，印成了14种文字。最近，奈斯比特先生又以《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再次进入我们大家的视野。《中国大趋势》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的理念，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新的政治体制。他的新型的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相信，中国模式最终会将影响到整个世界。

今天，让我们近距离地聆听奈斯比特先生的演讲，感受他博大精深和新颖独到的理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奈斯比特先生给我们演讲。

约翰・奈斯比特:非常感谢，感谢您非常出色的介绍。《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这本书，是我夫人和我共同起草的，多丽丝是天津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的主任，她在欧洲也是非常出色的作家，不知道刚才为什么没有介绍她，魏秘书长刚才只介绍了一半，所以我介绍一下多丽丝，我们两个是共同的起草人。

我想告诉大家更多的故事，这样你们可以更加了解今天的演讲人是什么样的人。从我的口音当中大家能听出来，我是美国人，但是过去11年我都没有在美国，我在中国呆着。多丽丝是2000年的时候跟我结婚的，她是奥地利人，我们结婚以后，在过去的10年当中，共同在中国访问。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7年，然后我不断地到中国访问。结婚以后我们决定，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决定要在中国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所是4年前成立的，是在天津成立的。我们去年出版《中国大趋势》这本书之前的项目，就是天津的中国研究所。

我非常熟悉政府和商务界的人士，在肯尼迪政府当中我是副部长，我在白宫也曾经任职。多丽丝是来自于出版界、写作界，我们过去十年当中共同研究中国。

你要不要再说两句？现在另一半开始说话了。

多丽丝・奈斯比特:早上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谢谢。我们非常高兴一起来。亚洲使我和约翰走到了一起，1995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德国德语出版社的社长，是在奥地利。约翰希望在奥地利出版一本关于亚洲的书，我们的出版社非常希望能够成为那本书的德语版的出版商，所以当他在奥地利进行演讲的时候，他是主旨发言，我一直在追他，因为我希望能够出版他下一本书。所以大家也能够想象，我们后来确实是出版了他那本书。我们当时合作的那本书是《亚洲大趋势》，那本书非常成功，这就是我们商业关系的开始。之后，我们的商业关系成为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2000年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约翰・奈斯比特:我也想说几句。我向你们报告，很多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最后这样好。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对于PPT并不是很熟悉，因为我们本身并不喜欢这个软件。

约翰・奈斯比特:我想说的是关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庆祝一个新的杂志的诞生，就是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即将出版的《全球化》，我们非常期待着这本杂志的出版。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问题，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合适的，因为全球化中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几乎全部全球化的影响都是经济性的，有人说，全球化会轻视他们的文化或者政治，但是全球最大的趋势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要有一个经济体。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对于多样性的尊重，对于我们文化特点的尊重。我们在经济上越融合，就越关切我们的身份，我们个人的身份、国家的特点、民族的特点，由于经济上的互相联系而受到威胁。现在我们对于这种互相联系的反映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母语，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有一个表面上的文化全球化。比如说电视或者电影等等，这还是非常表面化的，并不是刻骨铭心的全球化。所以，全球化在今天来说，更大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和我们对于各自文化特点的尊重。

文化的交流是对于我们经济不断互相联系的一种反映，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两个国家正在受着世界上最多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和美国不仅是跨一个大洋，而且有不同的历史根源，所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得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的呢？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用我们的思维方式，用我们的是非观，来判断中国。我们希望做什么事情，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中国也跟着一起做，这是西方世界看中国的一种方式。渐渐地，西方必须要放弃这种方式，因为他必须接受一点，中国是有不同历史传统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多丽丝・奈斯比特:西方世界不能认为哪个国家更好，哪个国家更坏，我们必须接受两个国家是不同的，中国用一种方式行事，而西方世界用另外一种方式行事。

约翰・奈斯比特:比如说中国和美国都同意，在政治上，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政府是依靠人民的政府。江泽民主席非常喜欢引用林肯的话，政府是来自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美国和中国都有各自的民主方式，也就是让人民参与的民主方式，政府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1996年的时候，我个人和江主席进行过会晤，那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虽然有翻译，但是江主席还是说的英文。江主席当时背诵了林肯的讲话，最后讲到政府是来自于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点，如何应对人民的意愿，方法是不同的，没有对错。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多丽丝・奈斯比特: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们一直自称欧洲或者希腊创造了民主，美国自称他们是“现代民主之父”。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民主真正意味着什么，民主源于希腊词汇，是两个词加在一起的，即人民和执政。所以民主的意思，正是意味着人民执政的意思。人民如何获得权力，并没有在这个词的定义当中显示出来。在这个世纪，我们并不认为人民执政只有一种方式，有很多方式能够实现人民执政，或者有几种方式能够把国家权力赋予人民。

在我们做研究的这两年期间，也就是我们做《中国大趋势》这本书两年期间，我们访问了28个人，他们在密切地跟踪追究形势发展、中国管理形势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在中国的体系和制度当中发生这种变化，约翰在写《大趋势》的时候，不仅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变化，也关注美国的变化。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我们正在见证着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体制的诞生。当然，它目前还不是特别成熟和发达，但是正在发展过程当中。

所以，当我们当初在想如何表述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比如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所有这些描述和定义都不能让我们满意。所以，我们的初衷就是要找到一种很好的、起码能使我们自己满意的一种表述，使它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变化和趋势。

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在西方，我们是代议制的民主，也就是议会民主制。（图）大家看到，这是一种横向的图表，美国人民是在这种横向的制度下行使权力的。在美国，每隔两到四年，其他国家是每隔四到六年，人民就有权进行选举，选出他们认为能够代表他们的人。简而言之，我们有政党A站起来说，我们要为国家和人民做这些；B政党说，不，政党A说的是错的，我们要做这些，而我们要做的这些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所以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在政党A和政党B之间进行选择。当然，这两个政党之间要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因为要赢得选举，一个政党就要证明另外一个政党是错误的，能力是比不上他们的。这就是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基本的运行模式。

约翰・奈斯比特: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代议制民主的全球性的危机，这种具体的民主形式，也就是议会民主制正在经历一种全球的危机。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家可能在媒体上不断地读到关于美国、印度、日本和欧洲的议会都不能正常运转，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美国、欧洲的议会基本上瘫痪了。所以，代议制民主很显然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它已经“过时”了。但是，没有太多的人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

大家应该记得，代议制民主是200多年以前出现的。代议制民主出现的时候，人民之间的联系还不像如今这样密切，所以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多议会去代表你发表意见，他可能骑马去议会，然后骑马很长时间回来告诉你议会发生了什么争论。现在我们经历了信息的革命，信息的传播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革命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和政治家们所掌握到的信息是一样的，所以，在所有的国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种代表了。这种代议制民主已经“过时”了，是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行不通了。所以这些议会制民主国家要重新设计他们的民主制度，使得人民有更多的参与，来改善它的民主进程。

多丽丝・奈斯比特:大概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以前，你是不是在《大趋势》这本书里也提到了这一点？

约翰・奈斯比特:是的，谢谢你提醒我。三十年以前，在《大趋势》这本书里，我就预测到这种议会制民主必将走向死亡，就是因为信息革命给我们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多丽丝・奈斯比特:我们比较了两种制度，把美国的议会制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比作是一个美丽的建筑，但是这个建筑有些陈旧了，需要重新粉刷、装修、装饰；中国正在形成的这种制度，是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大厦，有时候建一所新房子比翻修一幢旧房子要更容易。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主要关注中国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研究了中国模式，也研究了西方模式，记了笔记，还做了一些图表。大家可以看到，（图）上面是一个大的方框，这个方框代表了领导集体，还有一个方框代表人民。我们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说是人民执政或者人民掌权，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体系下，领导人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他们也不是每隔几年就进行竞争的。所以我们自上而下地关注了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一种不同的方式，领导的决策实际上是根据人民的一些建议，所以中国的体制结构是纵向的，人民的意愿和领导集体的指示当中有很多的交集和互动，这种情况有时候很像是西方的议会。我们可以看到，政协和人大现在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愿意倾听人民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我们认为，当中国的体制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人民政协制度也会进一步成熟，也会在人民和领导集体之间的互动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刚才说中国的体制正在日益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在1949、1950、1951年这三年的时候，政协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立法机构，是行使了人大的职责的。现在各省都有政协，上周中国的领导层宣布，这些写博客的人可以直接在网上通过博客向中央建言献策，这是个好主意。但是，这种制度必须要成熟。无论如何，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想法的提出就是同中国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操作方式是非常合适的，通过这种做法，领导就可以越来越多地倾听人民的想法。

这张图上我们没有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当领导和人民两种力量碰撞的时候，这种可持续性就会面临危险，有时候一方要妥协，或者另一方妥协，一定要达到这两种力量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才能使这种模式维持下去。

现在我们再回头说说全球化背景下的这两个国家。我们知道，现在出现了两个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有时候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么激动人心，我们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GDP的总值应该是5万亿，美国是15万亿。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发生的情况，美国是遥遥领先的，是15万亿。然后是日本、德国和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超过了德国、超过了日本，现在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第二和第一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一个是5万亿和15万亿。

还有另外一个误解，美国人均GDP是46000，而中国的人均GDP是3600。我们现在谈的就是总体的情况，无论如何这两个数字还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中国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