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凤岐：回眸当初自为荣

2009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二届）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届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了以厉以宁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它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所有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获奖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以下称厉老师）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厉老师是在中国最早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革（1980年）的学者，并身体力行进行研究与实践，是中国股份制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被称为“厉股份”，他获得“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创新奖是实至名归！作为厉老师的学生和助手，我向厉老师表示热烈祝贺！

得知评选结果后，厉老师在接受视频采访时表示，有许多经济学家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作出了贡献，获得这个奖项的应该是一个集体，他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他说董辅先生1979年就提出了所有制改革问题，他列举了1980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上，他提出采取股份制来振兴我国经济的建议后，与会的很多经济学家如蒋一苇、王珏、童大林、肖灼基、冯兰瑞、鲍恩荣、赵履宽、胡志仁等都同意他的观点。厉老师还特别提到了我，他说“曹凤岐做了很大贡献，他不仅宣传了股份制，而且在证券法起草中占了重要地位”。这是对我进行股份制研究的很高评价与褒奖。在这里我非常感谢厉老师对我研究的肯定！

以厉老师为主要贡献者代表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我感到非常欣慰。首先，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有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一项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项就是企业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胜利，是坚持改革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胜利！其次，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北大学者（在创新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主要贡献者候选人中列了三人：厉以宁、吴稼祥等，曹凤岐，我和厉老师是北大学者，而吴是我们的学生）首先提出在中国应当推行股份制，并身体力行，这是北大学者对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所作的重大贡献。第三，在这项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制度改革中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我感到这是值得自己一生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我是在厉老师的带领和和指导下在国内比较早的进行股份制学者之一。厉老师1980年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建议后，在北大我是第一个积极响应者和践行者。1989年在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序里，厉老师写道，“曹凤岐同志对股份制和企业集团的研究已经七八年之久了。1981年的夏天，他同我一起去参加烟台参加中国金融学会举办的中央银行研讨会时，他就同我讨论了如何用股票形式来集中社会闲置资金和转化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等问题。我记得很清楚，自从我在1980年5月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采用股份制来振兴我国经济的建议后，曹凤岐是最早同我一起为股份制而奔走呼吁的北京大学教师之一。”

我记得1981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于是我开始研究。1982年到1983年我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我最早公开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观点是在1984年,当时我为《金融经济师手册》（杨培新、易宏仁主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书写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企业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股息和红利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价证券发行、交易和管理"等条目，大约有10000字左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这篇文章由厉老师推荐到《北大学报》）,阐述了股份制的性质,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以及中国如何推行股份制和开放股票市场等问题。这是我系统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后来被收录到《论财产股份制》(韩志国、曹勇戎、王勇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中，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列在全书的第一篇。1989年1月,我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再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一文,全面阐述了用现代公司制度改造国有企业的问题。"七五"期间,我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曹凤岐主编,企业管理出版社)于1989年4月出版。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股份制的理论、股份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的产权关系、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我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外部环境、股份公司的组织与管理、股票发行、交易和管理、企业集团与股份制、产业结构转换与股份制等,书中还列举了我国几家股份公司组建的实例。这本书关于股份制改革的理论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和超前性,在股份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可操作性。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中国股份制改革又掀起了新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我对《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进行了修订,并于1993年1月出版。修订版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股份制理论，而且有更强的操作性。“八五”期间我又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股份制理论与实践",作为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1998年出版了《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曹凤岐著,企业管理出版社)一书,对我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探讨。1997年针对股份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在《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4日）上发表了《股份制改革路在何方》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二十多年来,我发表了多篇有关股份制改革的文章,2001年出版的《股份经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收录了我的30篇研究文章。其中,从1985年到200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十论”有关股份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在一个学术杂志上用二十年的时间连续就一个问题发表10篇系列文章可能在国内外尚属首例。早期我还直接参与过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和沈阳金杯股份有限公司的设计与改造工作。

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我的科研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对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所作的贡献，在我发表在《北大学报》上的“十论股份制”的文章中得以反映与体现，这10篇文章的题目和发表时间是：

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再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国有企业改革难点与对策――四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改进与完善我国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五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与并购――六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中国企业集团的组建与管理――七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论国有股减持与流通――八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研究――九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早在1989年我就曾经说过：“中国推行股份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推行股份制的路是艰巨的、曲折的和漫长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前言第5页)在改革初期有不少人对股份制改革不理解,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的企业就是私有化。股份制改革理论与实践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被认识的。实际上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后人们对股份制改革的认识才趋于一致。股份制改革理论的提出是付出了成本和代价的。众所周知,厉以宁教授因为提倡股份制曾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我本人研究股份制也遭到一些误解。记得1989年10月的一天,有一个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的会议要我去作一个发言,说专门听听我的股份制观点。我到会场一看还有一个副标题"批判私有化",我就股份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我讲了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改革,认为国有企业推行的承包责任制是经营机制的改革,不能解决企业的根本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企业的产权关系。讲了股份制改革的好处,也谈到中国推行股份制从本意和实际上都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公有制内部产权关系的调整。我发言以后有的同志就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批评和批判,引了书中一些话,认为我歪曲马克思主义,认为搞股份制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对我的观点上纲上线,甚至把我的这本书和当时批判的《河殇》联系起来,认为我鼓吹所谓的"黄色文明"。1990年我申请破格提升教授,就因为我提倡股份制,主编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我的申请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下,还是被取消了教授资格。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我才获得了教授职称。

我认为，理论的创新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更是如此。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一场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理论的革命,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从旧的、传统的理论、思想、观点和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摆脱出来,才能在改革实践上有所突破。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对中国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跳出原来的传统的模式和框框,才能真正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所提出来的国有企业从战略上进行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

中国股份制改革还要不断发展,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关于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企业家阶层问题,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与并购问题,中国公司和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问题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将义无反顾地继续探索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我深知股份制改革之路仍然是不平坦的,有些人可能还会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攻击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本身是一种所有权和所有制改革,有的人还可能挥舞所谓"私有化"大棒封杀股份制改革和对股份制改革的研究。理论研究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如果能为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承担风险也是值得的。我如果能够作一块改革路上的铺路石子,我将终生不悔。我很欣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罢!"今后我还要为中国股份制的发展与完善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