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公正评价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

作者:鄢烈山发布日期:2009-06-03

「鄢烈山:公正评价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正文

年前在《新京报》发表一文说,09年我的计划之一是读点"民族资本家"的历史,其中提到傅国涌先生的新著《大商人》。读过傅著本想写篇书评,有人约我演讲,便联系读过的别的一些书和生活感受,写了此文。

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先说一点感性的。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有些人有热情也有保留,出于“经验主义”,不愿将钱直接捐给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或不愿采取惯用的集体场合“比着捐”,而想采用“直捐”方式。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要求本公司的员工集体捐款时不得超过10元。我理解他是怕那种传统的单位人捐款方式,对低薪水的员工造成心理压力而形成“逼捐”之势(他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任何人向社会、向社区的慈善组织捐献),但他的善意没有被网民们体察,结果舆论对他构成讨伐阵势。为了公司的商业利益,他不得不出面向社会“道歉”。由此,我感到我们的社会对企业家很不理解,甚至不乏道德判断上的敌意。就此,我写了一篇《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2008-05-24网易)。

卢作孚是谁呢?很多人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未必听说过这个名字,尽管毛泽东也曾说过中国的“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卢作孚不仅是大企业家,还称得上是民族英雄。1938年中日武汉大会战的后期即9月份,国民政府组织宜昌大撤退,他不辞辛劳40天巧调度,日运夜卸了90%的战略物资入川。这样的抗战功臣,今天你在宜昌看不到一块粗糙的纪念碑。

今年2月中旬我在云南红河州的个旧市,看到了一种奇特的铁路,叫(6英寸)“寸轨”,它比标准轨道(1。435米的宽轨)要窄,比阎锡山的窄轨(“米轨”)也要窄;看了个旧市区的“个(个旧)碧(碧色寨)临(临安,今名建水)屏(石屏)铁路公司旧址”。据说,这条铁路有些路段还在营运(碧色寨车站仍在用)。这是中国唯一一条民营铁路,是当地的商绅集资所建,是为云南争权益,也是为中国争权益,修成“寸轨”不仅是为了因地制宜节省成本,更是为了不让当时在越南殖民的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公司染指中国。这样的地方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但它不是。

现在很多人只知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外加李嘉诚、马云等当代巨子发迹变泰的故事。机场书店卖的多是厚黑学、公关术等关于权谋的、给想一夜暴富的人看的速成教材。20世纪上半期卢作孚那样的大企业家被我们遗忘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人经过了兴无灭资时期的磨难,至今也没有完全得到公正评价。你知道卢作孚1952年为什么要自杀?我们可曾问过张謇、范旭东、荣德生这些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巨人,在“文革”中都被掘墓曝尸,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华民族的伤痛和耻辱,我们反省了吗,洗刷了吗?

在理性思考的层面,我们要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希望财富涌流,讲“财富精神”,离不开财富精神的载体,即创造财富的人,包括科技工作者、劳动者,特别是企业家,离不开发育财富精神的制度环境。

这里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全社会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这关乎社会认同,关乎社会价值观,反过来又构成对大众的激励和“导向”。平心而论,我们的社会上现在确有很强的“仇官”和“仇富”心理,事例就不用举了吧。“仇官”与拟定的论题无关且不谈,“仇富”是既有历史传统更有现实缘由。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无商不奸”等俗谚,正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将商人列入“四民之末”的社会道德舆论基础。卢作孚、冼冠生等一众企业家自杀于上世纪50年代,那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的结果;而“等贵贱”、“均贫富”则是中国古代和当今许多对贫富两极分化心怀不平的人们,共同的诉求。要求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对巧取豪夺特别是靠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暴富者不满,希望缩小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甚至敌视那些靠智慧和能力创造财富的企业家,其结果是可怕的,至少会造成玉石俱焚,妨害社会财富的积累。

二是企业家怎么看待财富和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这关乎企业家的自我定位和价值确认。企业家是创造财富多的人,而不是占有财富多的人。怎样创造,拥有财富之后如何支配,需要体认,也需要精神资源。中国古代有精神资源,比如公认的不能“为富不仁”,既指聚集财富的过程要合乎规则和道义,也指作为富人应该乐善好施,回馈社会。上世纪那些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则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当代的精神资源。

三是国家制度怎么对待和引导创造财富。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办、“公有”企业一统天下,国有民营多元并存等多种模式的实验。如今,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是国有和民营的二元企业体制,重官轻民。回顾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民族企业的成长史,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答网友问说,“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应该推动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一条重要的措施。”发展民营企业并非度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本来,2006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发展非公经济的36条,可惜执行起来阻力太大,积重难返。 总起来说,公正评价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鉴往知来,还历史一个公道,是价值观的矫枉,也是社会发展路标的矫正。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四种人,谁最具有建设性

中国历代将人分为两类,即治人的官与治于人的民。官是统治阶级,细分为皇亲国戚等食利者,和文臣武将等管治天下者;民是被统治阶级,有士农工商之别。仿此,我将现当代中国社会大体分为四种人:掌权者、知识分子、工农劳动群众和企业家。这四种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回顾100多年来的历程,怎样评价他们,谁的贡献最大呢?

关于掌权者。从古至今,他们在中国都是言说最多的。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家谱”,帝王将相从来是中国历史的主角。“历史”等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所谓“名垂青史”,包括流芳千古,甚至哪怕是遗臭万年;出将入相则是中国人的梦想。这种对掌权者即权势的崇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主旋律的央视久播不衰的古装电视剧,从秦皇、汉武到武媚娘、、慈禧太后,对帝王的钟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对于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大炮”到袁世凯,到蒋介石,毛刘周朱邓,都有不厌其烦的言说。统治者的社会地位,一直是最高的,从秦始皇时代的“以吏为师”,到“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特别是“君师合一”的伟大领袖兼伟大导师,对权势者的崇拜确实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中国古代是“无官不贵,无役不贱”(明末邱园《党人碑》);如今依然是“官本位”,而且地方掌权者的权势大大超过古代的朝廷命官,可以任命下级官员(因此才有地方上的买官卖官案),可以征地卖地,可以批准开建大型工程……这种“官家主义”是中国传统、中国特色,我看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关于知识分子。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中的先知先觉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过启蒙作用,比如19世纪的王韬、严复等人,后来的梁启超―胡适―顾准。在近100年来,他们中一些人坚守良知,冒死陈言,呼吁变革现实,遭到了掌权者严酷的打压。与卢作孚等众多历次运动中枉死的企业家不同,知识分子因为有一定的话语权,或自诉冤抑,或有感于物伤其类,1978年之后已有不少历史纪实和文艺作品,为知识分子的遭际鸣不平。比如写反“右派”的就有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还有陈寅恪热等。尽管还感觉说得很不够,但平心而论,知识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大有疑问的。康有为狂妄自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鲁迅洞察人的“劣根性”,烛照中国历史的黑暗和现实的阴险,对我们知人论世有很大的帮助,但他多疑善猜、绝不宽恕的性情,对苏俄模式的推崇以及对民主的避忌,随着时空的转换,负面的影响日重。近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借用专栏作家刀尔登的概括来说,他们中大多数是“进则虎伥,退为犬儒”,应该感到羞愧。

关于工人农民。由于缺乏独立思考的知识储备和社会见识,感性多于理性,往往成了被掌权者利用的工具。慈禧太后看到工农民众与洋人不共戴天的“爱国主义”热情,觉得“民气可用”,便将“义和团”合法化,希望借助他们打败洋人。“文革”中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谓贫下中农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什么“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都不过是利用工农兵打压政敌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谋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才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企业家呢?这里讲的是现代企业家,不是胡雪岩这样农业时代的“红顶商人”,也不是电视剧《大宅门》、《走西口》、话剧《全聚德》里那些旧式店主和老板。哪些人是现代企业家?如今有迹可寻的至少有:江苏南通“大生”集团的创办人“状元公”张謇,无锡梅园“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另外,“永久黄”的“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火柴大王”、“煤业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等等。这些人辉煌在上世纪前50年,可谓群星灿烂。张謇的大生纱厂,甲午战争失败的次年1895年筹办,1899年开机,所以张謇可以说是20世纪新型企业家的第一人。这些人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回顾一百多年来历史,可以说,上述四种人中,最具建设性和正向作用的是那些民营企业家。第三部分将简略概括,这些中国企业家留给我们哪些精神财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评价历史最忌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对于官商也不可一概而论,盛宣怀是官商,但与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权贵官僚还不同,虽然都是亦官亦商、以官欺商、“公私合营”,但盛宣怀更靠近企业家。他搞重工业和基础性产业,开矿山、修铁路、架电报、造轮船,虽倚靠权力和垄断,但也做了不少开山拓荒的事业,至少可算半个现代企业家。而先做洋行“买办”、后做官办公司高管,一度做过官员的郑观应(1842年-1922年),不仅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引领时代新潮的思想家,甚至比他的香山同乡孙文孙中山更先进。早在孙文毫无创意地上李鸿章“傅相”书之前,他就提出了与“兵战”同样重要的发展工商业的“商战”理念,提出了“仿泰西之良法”搞立宪民主的政改思路,就精辟地将官有、民有和国际三种资本做过分析比较,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主张民营资本应该是“商战”的主角。人的思想是不受身份限制的,对于真正的先知先觉和精英来说。

历史的进程靠的是合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掌权者(政治家)中,张之洞等办“洋务”开风气;蒋介石抗战前的10年建设,一边削平军阀割据求统一,一边大搞经济建设,发展速度也相当快;阎锡山在山西搞自治,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成效显著;杨森、刘湘两位四川军阀,对卢作孚办“民生”给予了全力支持;外国资本家靠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逼迫中国通商开埠,按《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起的是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洋货进入,为民企生产和销售先期做了市场推广工作――使中国人见识到机器生产的“洋火”、“洋油”、“洋布”价廉物美。工人农民凭他们的本能和常识,抵制乌托邦的治国乱命和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的解体、城市非公企业的初期发展,都是自下而上由农民和市民推动的,甚至可以说偷渡者冒死“用脚投票”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缺口……用社会合力观看问题,比二元对立的思维更有历史的解释力。

三,中国现代企业家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

上世纪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粗略地归纳一下,主要讲以下6个方面。

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这里涉及到两点,一是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选择从商的“末业”,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容闳选择留学是因为家贫而上了不要钱的教会学校,郑观应选择到洋行学徒,那是童试未中之后。而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却下海经商办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行径。第二,与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观念相联系,张謇等名登仕籍的人(江苏另一状元公苏州陆润庠也在张謇下海两年后宣布去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命两个儿子在上海办面粉厂)从商,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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