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中：以“农转非”为中心的内需开发战略

盛洪：今天是天则所的第371次双周论坛。我们已经持续十几年的时间了，每次都请一位很有造诣的学者来演讲，我每两周听一次，受益匪浅。这些年虽然做了大量的其他工作，但是我还是每两周都听一次，觉得一直在学术圈里。今天有幸请到刘恒中先生，他现在是北美华人银行家协会董事会主席和会长，也是美国花旗银行集团全球决策管理部高级副总裁。刘恒中先生在美国拿的学位，对美国非常了解，但是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他今天的题目是《以“农转非”为中心的内需开发战略》。这两个词都非常重要。一个是“农转非”，一个是“内需开发”。“农转非”其实是中国的词，它的意思其实是城市化，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内需开发现在变得特别重要，我们现在面临的几乎是全球的金融危机，像美国，欧洲，可能面临着衰退，而中国近年来是对外开放，非常倚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比重非常高。中国就可能面临着这样的前景：外部市场逐渐在萎缩。我们想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开发内需。两项重要战略合在一起，这个报告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现在就让刘教授先讲吧。

刘恒中：谢谢盛洪教授的介绍。我这是第二次到天则来了，要谢谢张曙光老师，茅于轼老师，还有余教授的看重。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讲座，题目是《以“农转非”为中心的内需开发战略》，其实是根据我最近出的一本书《论中国大发展――八亿农民变市民》。另外稍微说一点，我自己是在美国的花旗银行工作，但是我的发言不代表花旗银行，只代表我自己。所以要引用报告的话，请留心，不胜感激。

这次我到北京来，还会在其它地方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下星期一是在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星期二是在中央财经大学；星期三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星期四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每一次讲都是围绕这四个内容，但是着重点是不一样的。这本书讲的主要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任务、战略与举措。今天主要是讲这本书的第六、七、八章。第九章可能没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参加我一些其它的讲座。

这个内容提要是我给天则所的老师提供的，也是我今天要讲的基本内容。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模式。第一个是这个模式的基本内容和基于这个模式能得出怎么样的基本结论。然后把这个模式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需萎缩，再与开发内需的紧迫性联系起来。简单的说就是需求的问题，具体的讲就是这四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个是问题的提出；再一个就是关于未来几十年的内需之源；第三个就是介绍这个模式：城乡居民比例与国民产出决定的一个宏观模式；最后把这个模式应用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上来：以“农转非”为中心的内需开发战略。

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这个问题我其实想了很久。我是湖北的乡下人，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呆过，小时候村子非常穷，基本上是外村的女孩子不想嫁进来，本村的女孩子是要嫁出去的。当时1975年高中毕业，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很有能力把这个村子建好。那时候大家都读过《艳阳天》。那里描述的东西很好，说不定就是将来农村的发展方向。所以回去就写了条幅“不向往工厂，不向往城市，不向往脑力劳动”。一直在想农村怎么富起来，高考的前三天还在当地的鱼池搞农副业。拿到通知书以后，好久都不想上大学，因为觉得自己有能力建设好农村，这种理念一直到1985年国家经委派我到欧洲的时候才完全改变。原来农村的发展的方向，出路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欧洲95%、98%的人都在城市，不需要那么多人在农村做事。你的发展方向可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农村的出路在什么地方？经济怎么发展？具体到这本书，有几个实践性的问题。一个就是出口导向战略，这是三十年来我们的基本战略。扩大出口，解决了产品市场的问题，还解决了资金问题，技术问题。这样就把内地的劳动力拉到沿海去。这样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把很多的农民从农村拉到了城市。大家也都知道目前国内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币的升值，成本的上升，与国外贸易的摩擦等等，应该说在外需方面出现了比较令人担心的现象。在内需方面，很多人都提出了重要的说法。但是什么是内需？内需的根本在什么地方？这是我考虑的一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内需战略。经济上出现了城市化的问题，但是我不喜欢城市化这个字眼，我觉得市民化比较好，尤其农村城市化的提法，似乎意味着把农村全部变成城市，这是不可能的。城市化是农民进城。进城以后有工作问题，就是“进得了城，住得下来，有工作做”。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怎么解决？实践上有很多方法。是不是有一些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农民进得了城，是有工作做的？他所生产的产品是有市场的？有没有这些理论存在？第三个问题是有人说80%的城市人口是比较合适的，有人说60%比较合适。还有人说现在出现刘易斯拐点了。农村的人口已经不多了，再把农民往城里转移的话，谁来养活十三亿人口？那实际上合适的城乡人口比例是怎样的？我们可不可以有一种理论，一个模式对这个问题进行描述？这个理论可以提供我们思考的方向，证明它是对的或者不对的，对一系列的假设进行推断。这是三个实践问题。

在理论上也有几个问题。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移，我们已经有两个模型了。一个是刘易斯模式，他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模式基本上是微观的模式。他是从动力角度着眼的。他说资本家是节约的，农村里的地主是不节约的。资本家总想着扩大生产，有了新的利润以后，就把利润投入到再生产中。生产的可能性不断往外扩张，这样就不断地把农民集中到城里来。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是微观的。另外一个模式出现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称为The Harris-Todaro 模式。这个模式是说刘易斯回答了资本家的利润追求动力推动、拉动或者说吸引了农民进城的问题。但是，农民进城的问题中还有农民为什么要进城？因为农民要比较进城以后的工资的期望值expected wage和农村的收入。城市的期望工资比较高的话他就进城，否则就不进城。但是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工资的期望是等于进城以后找到工作的概率乘以找到工作以后的工资，这样即使找到工作的概率非常低，比如说70%、80%，但是城里工资很高，所以乘起来还是比农村的收入要高。这样很多农民就愿意进城，即使找不到工作。他们用这个解释拉美国家的贫民窟，那里有很多失业现象。农民进城以后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这也是微观模型。没有一个人从宏观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就是人口的城乡之间变迁对国民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有什么影响？宏观国民经济水平跟城乡人口比例之间有什么关系？在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um中，有贫穷的点也有富裕的点，这两个点之间应该怎么描述？在美国的发展经济学的书上，都讲这些东西，经济发展是一条直线，经济的实际轨迹是可上可下、可下可上的，这样经济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经济发展直线就有多个交点，每一个交点就是一个均衡点，所以经济发展有多个均衡点，哈佛大学的书就是这样编写的。但是在发展经济学中没有具体描述多重的均衡点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想从宏观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得出的结论和他们可能有点不一样。这是我提出的问题，或者说想解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要谈关于未来几十年的内需之源。这个题目有两个问题要说明。第一，我讲的不是中国人口的任何时候的内需之源，我讲的是从今天开始未来几十年的内需之源。也就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转型期的内需之源。第二个我想强调“之源”，内需的源泉是什么？为什么要提这个概念呢？我这个概念是从出口导向战略来的。我这个书花了一章来讲出口导向。外需不可、不能、不够将中国推进到市民经济社会。“不够”是指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八亿农民都进城的话，所产生的产品有多少！哪里找到市场？“不可”是指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自己的宏观战略，不像新加坡、香港这些地区，可以完全依赖出口，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国外经济的基础上，我们是不行的。无论是从民族自尊心，还是从国家的发展战略，还是从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看法来看，都是不行的。“不能”这个问题就重要了。我们过去经济发展基本是压低工资。农民的工资一提高的话，成本的落差就变小了。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提高农民的工资，出口就有困难；不提高工资的话，对农民工就会有影响。越往后面发展，落差就越低。因此要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向内需发展。“不能”主要是这个概念，我有一个图，但是没有放在这个slides上，就是国际国内产品生产成本落差，我把它叫作外需之源。国际产品生产成本线不是美国的生产成本线，是国际上中国之外的最低产品生产成本线。比如说越南、印度。它不一定跟美国相比，它是同其他国家相比较。另外一个，比如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线是这样的，中国的生产成本线是这样的，那就会产生一个成本落差，这个落差就是会产生需求的差距gap。所以这个落差就是外需之源。因为有这个落差，我们就千方百计地，比如出台优惠的政策，出口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扩大外贸。把成本的落差变成实际的有效的外需。这是我们过去三十年在出口方面做过的事情，比如经济特区，外贸优惠等等。这些都是充分利用成本的落差。但是当落差减小的时候，我们的外需就会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东南亚的其它国家的成本比我们低，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成本上来了，压缩了这个成本落差。现在我们出口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落差越来越小。

既然我们知道国际国内产品生产成本落差是外需之源，那么对于内需，我们能不能找到类似的东西作为内需之源。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很久。当然因为内需很重要，所以出了很多的内需的策议、建议、论文。一个是新农村建设，农民现在买的产品少，现在搞农村建设的话，农民就会多买产品了，这是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是我们要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多了，需求也会上来。还有对信息、保险的发展。还有国家的基础建设，基础建设也是内需。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不觉得这些有点像是从供给的角度讲问题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找一个内需之源，它应该和我们中国经济的转型是连在一块的。当中国转型结束的时候，这个源泉就消失了。这个源泉应该跟中国转型联系起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政策建议好像没有从中国转型过程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基础建设也好，开发第三产业也好，这些都是对的。可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把它们放在一块？把这些建议都放在一个框架之内，这样分析就比较简单。有没有一根红线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让我们看到内需的根本，内需的基础？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转型的内需之源――城乡需求落差。这是我找到的。大家都说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为什么是很大的市场？人多。人多就是市场了吗？美国人也很多，他也是很大的市场？中国的收入非常低，需求非常低，要达到美国的程度还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和国际的需求落差跟内需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城乡的需求内需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在农村就消费1000块钱，在农村就不那么需要交通、旅行、市政服务等等。但是在城市的话，消费比如说要达到6000块钱。这种落差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消费市场巨大，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落差。

这是我这个理论的一个直接观察。这个图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这个落差有多大？有三倍的落差。八亿人口，这个落差是多少钱！如果把农民转移到城市里，需求会增加多少！当然这还有很大的问题，哪里来的钱？这是实际的问题了。

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对工业产品和劳务的消费需求差别就是城乡需求落差。如果把城乡需求落差转化有效的需求时，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消费转换效应。在农村是有一个消费需求的，进城里也有一个消费需求。这两个消费需求有区别。一个农民变成市民的时候，对城市工业品和城市劳务的需求会增加两倍、三倍、四倍，这是消费转换效应。农民的消费需求变成了市民消费需求。我这本书比原定计划晚了一年出版，就是因为当时卡在这里了――收入增长效应。农民转移出去以后，剩下的农民的收入就增加了。因为有剩余劳动力，土地是一定的。剩下的农民收入增加以后，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消费农产品的数量是一定的，增加的收入用来购买工业产品。这样又增加了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这两个加起来就产生我们的内需之源。这是我想说的。这个内需之源有什么特点呢？有一个农民转到城里，就有一份内需之源；还有一个农民没有转移进城，就还存在一份内需之源。而且这个内需之源是和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和转型紧紧地连在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