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罗素：全球化与贫困问题

2004年11月8日，美国亚洲研究所主席乔治・罗素先生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全球化与贫困问题”的演讲，下面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我所讲的全球化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行为逐步融为一体的过程。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大幅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显著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贸易与自由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有力的武器。东亚过去60年的发展奇迹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在过去的25年已经使4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我们必须承认，贫富差距与持续贫困问题不仅仅都是因为没有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这些问题往往也与政治格局、政治分割有关。如果全世界的贫困问题没得到有效的解决，国家间与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没有得到缩小，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持续的冲突与战争。

全球化的好处似乎是很直观的，那么为什么在美国与西欧国家有一股强有力的反全球化思潮与运动呢？反对全球化的人一般是不信任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也不信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苏联式共产主义崩溃后，反全球化成为反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思潮。有些反全球化者的主张是正当的并且需要认真面对的。例如，很多人指出，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使得穷国更穷了，这是对的，我们也希望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突破。

但是反全球化者的绝大多数主张是错的。例如，有人认为，全球化破坏了民主，促成了人权的滥用。事实正好相反，长期来看，全球化会对腐败的政府与 “恶”政府不断施压，降低“恶”政府及腐败政府的权威。许多反全球化者的主张是基于对事实的误解，其中有一个经常提及的观点是，全球化使得穷人的处境更艰难，穷人无法从全球化中获益，全球化主要是给富人带来收益。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知道这一观点是错的。在1820年――现代贸易的早期，全世界80％的人每天收入低于1$，到了1992年，尽管在这过程中盛行着封建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且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只有23％的人每天收入是低于1$的。二战后的这几十年是国际贸易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历史表明了，全球化确实大幅减少了贫困。无论是从预期寿命、健康程度角度来看，还是用教育水平来衡量，这几十年以来，人们生活改善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各国发展速度的差异很大，但整体上的贫困人口锐减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是不容置疑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经济增长与贸易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能以4.3％的年均增长率增长，这一增长率是同期发达国家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在最近的12年，1.37亿的穷人脱离了贫困线（平均每天收入低于1$）。脱贫人口多数是在东亚国家，而东亚国家也是融入全球经济程度最高的，东亚各国大约一半的贫困人口已经脱贫了。但减少贫困的进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主要是因为不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差异很大，中东、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是全球化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往往是增加的。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从过去的7千5百万增加到了现在的3亿1千5百万，随着贫困人口的增加，艾滋病、战乱、饥荒等问题也开始恶化。历史强有力地表明了，全球化减少了贫困，而没有融入全球化才是贫困人口增加的原因。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0亿，大部分新增人口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我们只有加快全球化的步伐，才能避免贫困人口的增加。

反全球化者往往忽略了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成因――”恶”政府、腐败以及随之产生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等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在一个自私而腐败的群体领导着的，生产的财富不是由市场力量来配置，从而无法获得持续的发展。南美、中东、非洲不少国家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扰，是“恶”政府而不是全球化才是应该指责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由腐败政府压制着、经济封闭的国家，贫困问题往往更为严峻，北朝鲜就是一例。而全球化会逐步削弱这些国家领导者的权威，因此“恶”政府的领导者一般也反对经济开放，反对全球化。长期来看，全球化会削弱非民主政体，全球化往往会推进政治改革与政治开放。全球化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并培植公民意识，将逐步引导发展中国向更民主更注重人权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全球化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的跨国转移，传统行业的工会组织，感受到了威胁，往往就成为了反全球化的重要成员。而当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增加时，政治家也往往将失业问题归罪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事实上，制造业、服务业甚至某些IT行业的工作岗位向外国转移是美国竞争力快速提升的体现。这些工作岗位往往是低收入的，美国只有退出这些低收入领域，才能将资源投到附加值更高的、更具竞争性的行业与领域，从而给美国人带来更高的收入。反全球化者只看到了传统工作机会的外移，没有看到新工作机会的产生。即使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分工，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行业特别是制造业所需要的就业人数也会逐步减少。1979年是美国制造业工人最多的时候，此后制造业工人就越来越少了。在1995到2002年间，全世界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2200万，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11％，日本减少了6％，智利减少了20％。制造业的这一趋势与农业是相类似的，1910年，美国33％的劳动力是在农业，现在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以下。

经济学家估计过，如果贫困国家的国际贸易占全世界国际贸易的份额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就可以使1亿人脱离贫困。据估计，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间，三分之一的美国经济增长是来源于国际贸易，而美国一位前贸易谈判代表曾估计过，两去二十多年，那些经济开放的穷国的增长率是经济封闭的穷国的增长率的5倍。经济学家们估计，如果多哈贸易谈判能够大幅减少贸易壁垒，未来15年将有5亿人可以脱离贫困。目前，发达国家对贸易产品的补贴每天高达10亿美元，美国25000个富有的棉花生产者每年从政府那里获得30亿美元补贴，这个荒谬的政策使得非洲1000万棉花生产者处境更加艰难。对棉花、纺织品的高关税使得其他国家很难向美国大量出口这些产品，从而难以提高这些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开放美国的农产品，才能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穆斯林国家融入到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经济以及自发的民主化进程中来。2001年，蒙古与挪威支付给美国的关税都大约是2300万美元，但蒙古对美国的出口额只是1.43亿美元，而挪威对美国的出口额是52亿美元。孟加拉国对美出口额只是23亿，法国对美国出口额高达300亿，但孟加拉国向美国支付的关税却多于法国向美国支付的关税。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贸易体系确实有一些方面是迫切需要改革的。

首先，美国人民应该继续推动政府减少贸易壁垒；其次，美国人民应该更全面地了解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通过公共媒体直面反全球化思潮；第三，我们应该寻找更好的办法以化解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各种问题，如增加失业救济与加强再就业培训。第四，知识与教育是美国竞争优势的最终保证，应全面改进美国的教育以应对快速变化的21世纪。中国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其次，中国应该在多哈贸易谈判中成为领导者之一，同时做出相应的妥协以促成多哈贸易谈判的成功。

（张晓亮、卢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