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波：人口迁移不足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茅于轼：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陈剑波来讲人口迁移不足条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农民流动的问题是大家一直很关注的，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下面先请剑波发言。

陈剑波：我这个研究还不是非常成熟。整个研究工作不是采用验证问题的方法，更大程度上是想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再看能不能提出一个新的假说。另外，我们做农业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对于宏观经济的背景和框架理解不深，了解不透，所以我们在看待农村问题的时候经常只是局限于从内部来讨论问题，很少从国民经济成长和增长的角度，从国民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考虑。所以我把背景放得很宽，是从国民经济的成长和变迁的背景来考虑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对历史问题进行了回溯，对历史进行了一些考察。

第一个大问题，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与人口问题的提出。在汉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罗马帝国已经很接近了，人均产值大概是450美元。从汉代到唐代一直是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到宋代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到1280年的时候人均GDP已经是600美元了，到1300年的时候人口已经过亿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14世纪以后，中国的人均GDP被西欧超过了，但是在18世纪，1700年的时候还是高于美国的。14世纪以后的6个世纪中国GDP的增长和西欧水平是一样的，但是人口增长比经济增长快，所以使得我们的人均GDP没有非常明显的提高。而欧洲的人口增长没有中国快，到1820年的时候欧洲的人均GDP已经是中国的两倍了。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是负增长，而西欧和美国一直增长很快。在1913到1950 这半个世纪中，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说前后近100年中国经济一直是负增长。在1820到1949年这1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在中国的长三角地区也曾经出现过非常高度发达的工商业，但是整个经济是处于负增长的，到1950年的时候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了。对于这一段时间经济的发展，史学界有很多的评论。虽然有很多的争议，但是这100多年中国经济是走向衰落的，却是无可争议的。埃尔文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李伯仲认为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没有导致工业化，弗兰克的说法则是一种资源经济大循环，藤木兰则是从能源和技术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经济没有动力机械的出现，所以能源的不发展导致了没有转向现代工业。另外，中国明清以来江南的工业化、商品化，没有带来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农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也没有带来工商业的发展，更没有带来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反而是在农村积聚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人口。不仅是在土地上面采用非常脆弱的一种维生方式，而且有大量的兼业化和手工的出现，这些全都变成了小农维生的手段。

所以这里有两个比较大的困惑。我们曾经经历过非常高比率的城市化水平，南宋时曾经达到过15%的城市化水平。明清以来，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的发达程度也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就是没有转向现代工业，这是为什么？天则所的几位学者也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困惑是，在那样一个非常脆弱的小农体系上面，而且经历了100多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人口在不断的增长？由于这不是我讨论的主题，所以我只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对于为什么没有转向工业化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和英国早期的手工业发展历程是不一样的，英国的手工业逐渐转向了工场手工业，这个环节非常重要，意味着生产剩余，为市场生产，企业家出来，这样才会导致机器的变革，能源的变革，技术的变革，产生了一系列为市场而生产的机制。资本和技术的问题就在于为市场生产还是为自己生产。中国虽然有一个非常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的阶段，但是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是依附于小农经济体系，是小农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没有转化成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后面的资本与技术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办法提出来。

对于为什么经济衰退，人口不断增长这样一个矛盾，我认为这是小农的一个内在要求。越是人口增长，越是要求土地生产率提高，越是土地生产率高，越是要求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去解决水利、有机物的投入等问题。最后人口的不断增长变成了小农本身的一个内在需求。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两个验证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一个是彭晓宁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也是在检验早期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土地生产率的极限问题，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土地的生产率有一个玻璃天花板，人类不断在和玻璃天花板的推高进行抗争。因为农业本身的自然和生物的特性，就设定了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玻璃天花板，所以可以看到江南的这种非常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碰到天花板以后的一种辅助的手段。

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增长的特征，第二个问题是小农的困境，也就是我讲的这两个困惑。第三才是我真正想要讨论的问题，人口迁移不足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如果总结我们这100多年来的经验的话，实际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土地上面累积了太多的人口，而又不能用工业化来破解这个困境，让农民能够转移出来。我们这50年以来的发展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土地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有两个定义需要讨论，一个是关于流动的问题，我的定义是包括产业的流动和地域的流动，而关于人口迁移的定义，现在的学术界有不同的定义，包括以户籍为标准的，以地域为标准的，以产业为标准的，以近期居住的时间为标准的。在近期的讨论中大家是没有把人口的流动和人口迁移严格区分开来的，但是有人已经认识到了流动和迁移的差别。我提出了另外一个定义，可能对于我们观察农村经济和农民问题会提供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我的定义就是，进城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居民，是不是按市场化的方式长期出租了土地？不管你在城市居住了多长时间，如果没有离开土地，没有把土地出租出去，就不算迁移。如果从这个定义来考察的话，前30年是工业化发展的极快，后25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特别是94年以后城市化的进程也非常快，但是人口迁移是严重不足的。我这里有一些数据，按照现在统计的标准，也就是统计局的标准，进城居住半年以上的，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40%左右。1978到2003年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在半年以上，保有农村户口，也就意味着还继续保留承包地，这样的人口大约还有1.5亿左右。25年以来，按照统计局的标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了22%，每年不到1%。但是这不是我定义的迁移。如果按照上面那个统计标准，03年和78年相比，农村人口只减少了2163万。25年的时间，只是下降了2.7%。如果按照户籍统计，户籍没动，承包地也没动，这样的话农业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亿2。按照户口统计，03年的实际城市化比例不到30%，比78年提高了不到8个百分点，年均的城市化速度只有3.2%。但是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从78年到2003年降了100%。所以我们的发展一直存在问题。这50年农村人口的迁移不足，使得100多年累积下来的土地细分的问题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还没有破题。

长期维持农业人口不迁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战略可能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农村产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吃饭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回到江南曾经经历过的小农最后靠土地不能维持下去的情况？因为到2025年我们有16亿人口。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的工作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对人口迁移不足想给出一个理论的解释，第二是在人口迁移不足的条件下关于家庭经营和集体所有的土地我提出了一些新的假设。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是希望对人口迁移不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作出一个讨论。题目就叫做《基础性制度制约与次级制度变迁对于人口迁移不足的工业化、城市化的一个解释》。回顾农村改革的过程，都是在制度安排的制约之下，次级生产组织通过对次级制度的重新安排，逐渐累积然后突破基础性制度的制约。对于人口迁移不足的解释，通常是户籍、社保、政府对农民工的歧视。为什么中央政府会维持这么长时间的户籍制度？到现在还不能解决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为什么有些城市政府要制定一系列的歧视农民工的政策？比如北京在90年代中后期限制了有些行业农民工不许进入。这么做是他们意识形态上有问题，还是他们的偏好有问题，或者是不够聪明，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基础性的制度制约构成了约束，然后迫使农民通过调整自己的生产合约来改善自己的福利状况，躲开基础性制约的这样一个互动过程。人口迁移不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是以两种方式来实现的，一个是乡镇企业，一个是大量农民工的进城。这是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农户作出的不同的反应形成的两种非农就业的模式，导致他们没有迁移进城。企业高速发展的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制约就是不许进城。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配置要素的权力得到了解放。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剩余劳动力必须要寻找出路。而严格的户籍制度在那时候并没有打破。农村的任何生产要素都是不允许进城的。要形成新的资源配置的方式，要形成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要形成新的产权合约、财产合约，只能在农村内部解决。那时正好是一个严重的市场短缺的阶段，而且以分权为主导的改革模式让地方政府有了参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可能性。城乡之间的流动就业，而没有在城市定居，也就是说农民没有放弃土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94年以后国企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的麻烦，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财政和金融体系进行调整，中央政府要获取更大的财政收益来帮助国企解困，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巨大风险，使得它没有能力来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造成农民进城以后没办法离开土地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土地制度承担了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我有个很粗略的计算，光是养老金一项，按照广州市的标准来算，一年大概是5000多个亿。如果加上失业和一部分的医疗，每年会上万亿。这是按照1亿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来计算，1个人1年大概需要1万块钱，光养老金就是5400多元。这是没有建立养老保障体系实际上让土地分担了的一块成本。这样才出现了我们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那么有竞争力的条件。而且特别应该指出来的是，由国企改革牵动出来的财政金融改革和农村之前的改革完全不一样。按照划分的角度农村改革是从次级制度的变迁启动的，是由下往上的一个过程。而国企改革完全是一个政府强制的，由中央政府制定改革框架，然后实施。所以农民工流动的模式的形成是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过程非常有关系的。

这种流动而不迁居使得农民获得了一部分的现金收入，而且福利得到了一部分的改善，对农民这个群体是有积极意义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再多说。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人口迁移不足的情况下对农业，对国民经济会出现一些什么后果？第一方面是我认为会加重要素市场的资本扭曲。25年来我们一直维持着一个9%的增长速度，但是人口迁移的速度年均是0.32%，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还是新兴国家的历史都没有过这样的情形。所以长期压制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回报会加重市场的扭曲。扭曲后的结果不仅是这两种要素的回报会下降，同时影响它的生产率，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整个国民经济的扭曲和动力机制的变化。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压制劳动力要素的价格会使得劳动力要素的回报不足，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会放缓。这就使得农村人口的需求严重不足。70%的农村人口消费只占了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不到30%，而且这里面还包括农业生产资料。这样下去，GDP高速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最终的结果就是不断的投资增长，不断的靠外贸来拉动，跟其他国家关系一片紧张，整个国际市场产生地震，到处阻击中国制造。最后演变成国际政治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长期维持低水平的工资会造成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严重不足，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在长三角地区高级技工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几十万。而农民工由于收入水平低，在个人技能、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严重不足的。我们对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和公共投入的严重不足，也造成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没法适应。所以说农民工进城从事的是三D工作，difficul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