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后发展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

谢谢惠州市委、政府和省社科院领导相约，前来参加惠州发展的讨论。

刚才梁院长的介绍我不敢当。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是做实际工作的。所以前些年在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向那些外国人说：我不是学者、理论家，而是一个实际工作者。当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做一些观察、思考、研究，但那主要是在政策和对策层面上，理论性学术性的研究不多，谈不上什么系统的理论。

于老刚才讲到，我们都不是第一次来惠州。于老还记得，我们一起已经来过两次，这次是第三次了。我和李昌同志一起来过，和原来人民日报的社长秦川同志、广东省委的老书记仲夷同志也来过。还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同志来过。……今天一到会上就碰见市委的老书记朱有植同志。多年前我们来惠州就见过面，向他请教过。应该说是熟地方、老朋友了。

对于惠州这个地方，我是说过这么一个看法：它处在粤北山区通向南海的滨海过渡带，是个重要的、战略前沿地方。大亚湾一边是南澳半岛，一边是稔平半岛，有深水航道，有非常广阔的水域。面对南海的季风带，海湾里大大小小好些个岛屿，星落棋布，有利于建港，又是港湾码头很好的屏障。大亚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大的河流向海湾航道里带来淤积，它不像南沙和万顷沙，西江、北江的泥沙进入珠江口就从几大门向西岸淤积起来，大亚湾不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当然从另一面看，涉及淡水资源，这也有不足之处。上午中科院的地理专家讲到此事时，我就跟黄市长聊：东江的水资源是丰富的。但究竟能够提供多少给我们惠州的重化工业使用？要尽早研究，跟省里有一个协调，水资源在分配上要有一个大体的控制、保障数字。要不然，陆院士讲到的临海工业发展的淡水就会成为问题。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沿海地区人口都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惠州这里一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就三百来万。如果从原来的惠阳县淡水往南走一直到海滨，可以发现人口是很稀疏的。找这样的地方可不容易。大亚湾的区位条件很优越，它正好在香港的东边，仅仅隔着个大鹏湾，从台湾海峡过来，紧紧邻近航线密集的国际航道，不像湛江、北海，进港还要绕一大段海路进去……。惠州以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专业大板块，参与到一体化的珠三角中，与港、澳、深、穗、……紧紧联系在一起，完全可以无愧于中国面向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大海港，制造业大基地，金融商贸大都会的地位。

所以，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惠州这个地方，是一块优质的大材料，要派大用场。大材料有大用途，不要浪费了。要在大材料、大用途上下功夫，那就不能太急。我们要积极，但是也不要太急躁了。天时、地利、人和嘛！地利是有的，但有时候，天时不来，晴间多云，有时有小雨，还有大雨。天时不一定这么如人愿，那么顺利。等了十年，现在临海工业的主体项目不是已经进来了，已经在安装了吗！这就说明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很好啦。

经济发展问题，出席会议名单中，经济学家，地质、地理学家，区域发展专家，城市布局、建设、规划专家，……都有了。课题组的长篇报告，重点也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方面。有这么多科学院院士和专家提供高见，我就不再讲了。

我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一点吧，讲一点社会方面的问题，题目叫“后发展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这个题目是昨天晚上才最后定下来的。我讲这个题目，“后发展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不是说我要来阐述这么一个题目。而是说，我提出这个题目，建议惠州的同志和研究地区发展战略的同志，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就后发展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问题，作一些观察，作一些比较，作一些思考，做一些研究。我感觉在我们的发展进程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和引起注意的。

一、先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相遇中的一些反复出现的现象，

一些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说起。

我们这个民族在古代是有辉煌的文明成就的，它曾经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对周边地区，对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在整个人类进入近现代的转型时期，我们发展落后了。我们在道路的选择上，离开了人类文明的主流。这样就带了一些问题，这方面的一些后果，直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更年轻的人，我们的肩上还不能不承担它。

这方面，我们历史学界有很多研究。如果不用理论家的语言，用老百姓的话来讲，我觉得有这么几条可以商量一下：

一个叫做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出来，比较容易接受，愿意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西方文明表现在器物上，我们最先碰到的就是坚船利炮，人家打过来了，我们打不赢。人家有铁壳船，我们是木船，人家的炮打得远，我们的炮打得近，无非就是这个东西。国家要强盛，当然要有这个东西。但是西方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从哪里来，就是近代工业化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是依托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背景下发展起来？刚才刘院士讲到“经济的生态环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能够得到发展，科学技术能够出现突飞猛进的局面，它是在怎样一个制度环境下发展起来？开始我们的先辈不太注意、不太了解。后来慢慢地有了一点了解，随即产生了很强烈的对抗，不愿意接受西方近代的经济社会制度。愿意把西方在那个制度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器物拿过来，为我所用，但是不愿意接受产生这个成果的那个背景、那个环境、那个生态，表现出很突出的对抗。集中的就是那句话嘛，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

要拿到器物层面的东西，不但要买船买炮，而且要自己做，当然要学那些制造的知识。可是我们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及其教育体系，只是当着一个工具、一个手艺来学。曾经有这样的故事，就是派到国外的留学生，后面还要跟着一个老教师，叫他教中国经书，怕他们到美国去忘了本。至于这个制度背后，文化层面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就更不清楚。所以我们国家提出制度层面的改革，是在推行洋务运动多年之后，最后以中日海战的失败为标志，我们才醒悟过来，才有“戊戍变法”。真正出现象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等这一代人，提出思想文化革命的命题，那就更晚了。所以说这个特点是一再表现出来的。

另外一个与这个相联系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与西方文明相遇的时候，都是国际形势非常紧张，甚至简直就是国难当头的时候。首先想到要把那个富国强兵的东西抓过来，有什么办法最便当，能最快的拿过来呢？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垄断资源，由政府包揽，靠行政命令，派出官员直接抓。按照命令、指令去把那个船啊、炮啊的东西造出来，不就富国强兵了吗。它不要民间参加，不要社会参与。它也不经过市场，不听那些什么价格之类的信号。由于国家财政没有那么多钱，官僚办事效率特低，官办又搞得太腐败，才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至于社会的参与，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它统统都不在话下，是排斥的、压制的。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遇到一种强势的外来文明冲击，与新的文明碰撞的时候，在历史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特点，还有没有反应呢？还是有吧，还是时隐时现，若隐若现，隐隐约约，非非而似，似是而非的表现出来吧。我们共和国成立前后，正遇上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先是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后来卫星上天了。国际形势这么紧张，不把“两弹一星”抓在手里还行吗？反正还是先把那个我们没有的硬家伙抓到手里再说嘛……。

晚清时期，是想用西方的坚船利炮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相结合，跟儒表法里的、君臣父子的道德秩序相结合，以为这样就可以富国强兵了嘛。我们搞两弹一星，是想跟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相结合，跟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在那个一元化的绝对真理控制下，这样也就可以富国强兵了嘛。后来是搞了几十年，轮流坐庄，大家分批下油锅，老老少少，都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死胡同里去。整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沿。……这才出现七十年代后期的，摆脱迷信、回归现实的大讨论；出现七嘴八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形成几乎是全党共识、全民共识：非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不可，从而掀起全国规模的改革浪潮。

对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东亚大陆上迎面相遇，我们先简要回顾这么一段历史。

二、后发展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浮现出的三种不同的形式：

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东北模式。

我回避了使用“模式”这个词汇，不是说不能用，而是因为这个词比较来说，太正经了。我们先低调一点，讲大白话，只说不同的“形式”吧。其实，许多学者的文章，早就在那里讲“模式”，什么“温州模式”、“东北模式”……，用的多了。

好像已经是十多年前，于老，还有一些北京的经济学家，一起在浙江做经济研究、市场考查的时候。有一天在温州的苍南县龙港镇，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第一个“农民城”。县里和镇里的同志带我们参观考察一个个的项目，看完腈纶毯子的专业批发市场，回到宾馆已经十一点多了，于老和几个年纪大的同志就到楼上去休息。我和于老的秘书胡冀燕同志，还有几个同志没有上楼。我对陪我们参观的当地的同志说：你们带我们看腈纶毯子市场，五颜六色，价格要比江苏、上海等地产的低好几十块钱。怎么不带我们去看看它是从什么地方生产出来的？主人面有难色，好像有一点为难的样子。停了一下，他就说：这里没有工厂呀。我就给他说：就是这个问题了，没有工厂怎么出了产品呀？带我们去看看它是从哪里搞出来的嘛。

这样，我们就没有休息，重新上车。那个农民城本来就不大，陪同的人把我们带到镇的边沿，没有多远，原来村子的老百姓家里。几间很普通的平房，进去一看，一家有两台腈纶毯的织机，另一家有一台腈纶毯的织机，产品就在农民家庭里织出来的。光织出来还不行，毯子织好还要拉毛。旁边就有另外一家农户，买了一台拉毛机来为这两家的三、四台织机配套。

光看到织机还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毛条、毛线从哪里来呀？我们就追问，织机的主人就讲，这个从市场上买，很方便的。有专门卖毛条、毛线的市场。我们又坐车去找那个市场。这时已经到了中午，整个场地里只看见一个老太太带她的孙女，推着一辆两轮的手推车，里面装满着一卷一卷的毛线，这是农民她们从家里纺出来的，送来市场卖。我们问她，在哪里搞的? 她指着不远处的村子说，在那边村子家里纺的。一看，弹花，搞毛条、毛线，很多灰尘从房子里冒出来。

我们再一追问：你原料哪里来的，腈纶纤维哪里来的？老太太一听笑了说：到市场买就行了，好多啦。于是，我们又向前追。结果追到一个废品公司的市场。现在名字不叫废品公司，叫物资回收公司，物资回收贩运的市场。上边用编织袋搭着，妇女怀里奶着个孩子。一边喂奶、一边拉尿。一堆一堆，破编织袋呀，旧纤维制品呀，应有尽有，全国到处收购转运来的。

……这一上午，逆向追踪，从腈纶毯成品拷边、封装、批发的专业市场，追踪到农户家庭毛毯织机和拉毛机的家庭个体户，再追到中间环节提供毛条、毛线的专业市场。再追到农户弹花、纺毛线的家庭个体户。进一步再追踪到提供旧腈纶纤维原料的物资回收集散专业市场。再向前,那就是分布到全国城乡、游街串巷、回收废旧物资的成千上万人的回收网络和向销地市场运输的集输网络了。……一个依托个体家庭生产，依靠专业市场联接的，完整的生产、流通过程；一个自然形成的、高度专业化的人群分工、合作的庞大体系，活生生地承现在我们面前。

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庞大经济社会体系，我真是感概万千。本来这个发展进程，可能是在若干年，甚至是几代人的时间里，从农村家庭副业、个体手工业，经过一定的市场联系，逐步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工厂制度。这样一些历史上不同时空里的东西，在我们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的同一时空中出现，展示出千百万农民进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通道，那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博物馆吗！？

不仅龙港的腈纶毯是这样，桥头的扣，柳市的低压电器，……大体都差不多，围绕一个或相互联接的一组专业市场，几乎整村整乡的农户都卷入其中，分工协作，自然形成一种地区性的生产加工体系，把浙江大片大片农村的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提升了，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社会进步。在此基础上，一大批中型、大型的民营企业和企业集团成长出来，一批又一批从“洗脚上坎”的农民上中成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涌现出来，走向全国。民间的资本积累，技术知识积累，市场网络形成，分工体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