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水：伟大时代的新学说――东方管理学思想的兴起

作者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东亚管理学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六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上的发言删节整理而成。）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不断吸取包括西方管理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开放系统。经过以复旦大学学者群为主的东方管理学派多年的研究、探索和提炼，该系统已经衍生出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东方管理学理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以及儒教文化圈和海外华商的迅速崛起，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申奥成功、申博成功，东方管理学理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管理，产生于共同劳动活动中。历史表明，最有希望、最有创造性的管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目前，东方管理理论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自人类文明以来，人们就在共同的劳动中产生了管理。而管理学说的兴盛又总是与“强国”、“盛事”以及“新纪元”的丰富管理实践密不可分。

现代管理学比较著名的一些管理学流派，差不多都是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例如，管理过程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等。这些国家的职能部门以及企业单位在经济建设和日常管理活动中，需要有先进的管理理论给予指导，特别需要以人的心理、激励和修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行为管理。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以博采众长的开阔胸襟不断提炼和整合东方各国优秀的管理文化，形成了以《周易》、道家、释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和伊斯兰教有关管理思想和方法为主体的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文化曾使古代的中国由于出色的管理和能工巧匠的创造，谱写过世界文明史上极其光辉灿烂的―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去年召开的十六大，又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管理理论最有希望、最有创造性的地方是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东方管理理论来说，也是一个极佳的机遇期。

历经20余年研究，东方管理学说体系日益走向成熟。不仅如此，在融合东西方和古今管理思想方面，东方管理学说又将迈出新步伐

一套管理理论，或一个管理思想，既然来自于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活动，无法避免地会带有特定的文化背景色彩。实际上，世界各国的管理实践除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外，还有很多是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

东方管理研究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东方管理研究的古为今用阶段。典型代表如《“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中国古代行为学研究》、《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等文章。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东方管理学说的创建阶段。东方管理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思想，并将此本质概括为“人为为人”。“人为”即要求每一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调整、控制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辩证关系，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方管理学说日益走向成熟。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方管理学思想研究”的成果之一，《东方管理》一书于2003年1月正式出版。东方管理理论进一步完善，并以继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汲取东方管理文化中儒家、道家、释家、兵家、法家等合理管理思想，结合华商管理实践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融合西方行为管理、过程管理、决策管理、权变管理、知识管理等管理理论的精华，形成了更为完善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

在新世纪、新经济条件下，东方管理学说的发展还将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东西方管理思想关系的认识。经过学者们的长期研究与传播，东方管理学说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但是，国内仍有不少学者对管理学是否一定要有“东”、“西”之分抱有疑问。实际上，东方管理并非与“西方管理”泾渭分明，而是不断兼收并蓄西方管理核心内核的开放系统，所谓“东方”更强调其文化背景。二是对东方管理学说内涵体系虚无的误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所谓东方管理不过是故纸堆中的文字游戏，根本没有体系、内涵可言。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与东方管理思想主张的“古为今用”，是格格不入的。实践证明，古代管理文化带来的丰富管理思想，经过提炼加工是具有明显的现代价值的。三是对东方管理源头的探索。东方管理学说的源头不只是在中国，其他东方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的优秀管理文化同样为东方管理学说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从大处说，东方管理思想提倡的“以德为先”思想与“以德治国”方略内在统一；从小处看，东方文化倡导“和为贵”、“人为为人”思想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家庭、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从古至今，东方管理文化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也与东方管理思想的恰当运用密不可分。

首先，我国治国方略贯彻了东方管理“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要实现的全面小康社会，是满足人民物质、精神需求更高层次的社会。其次，东方管理文化倡导的“以德为先”思想，与党中央确立的“以德治国”方略是内在统一的。为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从源头上遏止腐败，我们倡导以“官德、商德、民德”的“新三德”理念作为社会主体经济行为准则与社会活动的精神理念、思想指导。此外，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运用、借鉴东方管理理论。比如诚信问题，需要借鉴“人为为人”的理念，每个组织、管理者要首先示之以诚，信守承诺，先“正己”给对方以信心和榜样，然后要为他人着想，调整自身的行为，达到双方利益的一致，实现双赢。

在企业管理的微观层面，东方管理学理论同样具有无穷的运用空间。首先体现在华商管理。由于华商企业在初创阶段都是家族式管理，家庭成员内部彼此信任、便于协调，节省信息不对称成本。再加上东方文化倡导“和为贵”思想，家庭成员和谐同心，对家族外成员也是强调礼仪协调，利用“五缘网络”，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次，随着企业知识密集程度和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趋势，“人为”管理更显重要。管理者要保持竞争优势，必须持续不断创新，而创新要求管理者首先加强自我修炼，增强创新意识，更新知识结构，实现榜样激励。同时，从“为人”的角度，为员工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激励员工更好地发挥优势。

东方管理文化对于今天的家庭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的精神在治家乃至治国中都有现实意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内涵，对于发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具有深远意义。东方管理学思想强调社会与自然，国家与经济主体以及企业与个人整体共生的“人为为人”的管理价值观，可使得社会、企业与个人进一步走向整合化、柔性化和人性化。

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东方管理理论也要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完成东方管理经典著作，包括《治国学》、《治生学》、《治家学》等14部著作，使东方管理理论更加细化和深化，形成更为系统和精深的管理理论。其次，要着手研究东方管理理论的运用，增强东方管理理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要着手加强东方管理案例的研究，尤其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进一步将东方管理理论与应用经济学融合，探索东方管理文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规律。另一方面，重视东方管理心理的研究，在充分肯定定性研究价值的基础上，在适当领域借鉴西方有意义的定量研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主要是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进行研究，深入分析不确定状态的决策问题。另―位获奖者弗农・史密斯，则为实验经济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东方管理心理实验室也要在研究人心、人德、人为的过程中，批判地借鉴西方的实验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最后，要加强东方管理文化的教育、普及和推广工作，使“人为为人”的管理理念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