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从反危机到新常态」正文
本书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和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2008―2015年的研究报告汇编而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此期间宏观经济研究团队的季度和年度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二是中长期发展研究团队关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成果,载于《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和连续四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等专著中。
作为此期间这两个研究团队的学术研究负责人,当我再次仔细阅读这些研究成果时,忽有一种感觉,这些算是发生不久的事情,似乎相当遥远了,有的已经被淡忘了。历史是容易被忘却的,但亦不应被忘却,否则,淡出记忆的不仅是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思考、讨论、纠结到释然的心路历程。于是,我们决定,收入本书的研究成果,全文照搬,原汁原味,只字不改。读者阅读本书时,权当是看一看、想一想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这正是我们出这个集子的初愿。
曾经有过的判断:对的、不对的或不全对的
说2008―201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是因为此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前一件事是显性的,至今全球经济仍能感其影响。后一件事也真实发生了,但人们理解分歧较大,至今尚难说达成共识。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属于“外部冲击”,新常态则是内生的结构性变化。这两件大事的出现,使中国经济不再可能延续以往三十多年的增长轨道。
经济形势分析紧密联系现实,还要有判断和预测。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理论应当用于解释,而不应用于预测,因为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然而,一种理论只能回顾过去,而不能面对未来,其解释力也将会很有问题。回到现实,社会存在着对经济走势判断和预测的大量需求,越是不确定的时候,这种需求就越强烈,人们总是试图在不确定性中找到某种方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或被卷入这个圈子,发表着各种各样的预测、观感或宏论。既已如此,言者需对己对人负责,特别对此类外部性效应突出的行为来说,对社会负责应为职业道德之一。在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形势分析工作中,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过一段时间,要对自己提出的判断和预测做一个回顾、梳理和检验,看看事后证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不全对的。我以为这个要求不可或缺,也不算苛刻,对这个行业的“科学发展”很重要,理应成为一种“行规”。
按照这一要求,我们回顾一下本书研究成果中对2008年以来经济态势的分析判断。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
2008年一季度报告提出美国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多方面影响。高度重视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领先指标综合指数已经从2007年10月开始连续下降五个月。据此可以判断,美国经济要么即将陷入衰退,要么已经处于衰退之中。美国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直接导致我国对美出口增速下降。二是美国经济衰退必然影响到欧盟、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引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衰退,对我国出口会产生全面冲击。三是美国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可能会通过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2008年三季度报告提出在外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虽难独善其身,但也有条件走出相对独立的增长路径。美国经济房地产泡沫化和缺乏监管的不当金融创新是造成此次危机的根源。模型预测结果显示,此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到2013年,即便不考虑危机给美国金融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及其对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影响,2009年美国消费、投资和进口增速也均将大幅度下降,GDP增速将回落到1.6%左右,2009年以后美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状态,2010―2015年间GDP平均增速只有2.4%。如果考虑金融业损失的影响,2009年美国GDP增速有可能回落到1%以下,2010―2015年间GDP的平均增速将维持在2%以下。我国经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动力和前景等方面具有实质性差异,推动经济中长期较快增长的基本面因素并没有改变。在外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虽难独善其身,但也有条件走出相对独立的增长路径。从国际分工格局看,我国在要素供给、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方面的优势依然明显,“中国制造”短期内尚没有足够的国际替代力量,多元化的外向经济依然是推动我国增长的重要动力。
2011年《本轮市场共振是“余震”还是“预震”》报告提出国际金融危机三阶段判断。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2009年下半年,我们曾提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将呈现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即私人部门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政府大规模救市,由“政府高杠杆”替代“私人高杠杆”,私人部门债务危机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和蔓延,政府不得不将债务货币化,靠多印票子来偿还债务。美元是主导性国际货币,美债危机以及美国债务的货币化必将对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严重冲击,虽在短期内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这一体系的动荡、混乱和不确定性将大大增加。
关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
2011年在“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一文(研究成果在2010年已经完成)中提出了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有很大可能性明显下一个台阶。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预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那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性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
提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展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已有的发展方式面临严峻挑战。总的来说,我国现有发展方式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看起来是有效的,某些方面还有独特优势。增长速度下台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表明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我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与高速增长相伴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了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然而,一旦速度降低,与低效率相关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第二,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能否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我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
2011年一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增速到2015年前后由10%左右降为7%左右,要防范增长减速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经历重大转变,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而以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为主的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15年前后,我国经济增速可能会下一个台阶,所以,要抓住“十二五”这个战略窗口期,着力推进体制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在较低增速环境下的盈利能力,提高财政、金融、就业及其他方面对较低增速环境的适应能力,防范增长减速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2012年一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将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已经三十多年。根据对国际经验和我国增长潜力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几年下一个台阶,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去年以来,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放缓,由投资潜力有限导致的金融财政风险显露。今年一季度,这一变动态势仍在延续。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过程可能已经开始。毋庸置疑,我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但由于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基数效应,如果每年的新增量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将出现合乎逻辑的下降。比如,十年前能够支撑10%增长率的新增量,到现在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长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基数效应将会愈加明显。由于多重周期力量和多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总的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回稳,但不太可能回归到过去的高增长水平。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2年二季度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呈现三期叠加局面。本轮经济持续回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周期,是多重周期因素叠加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我国正处于商业去库存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作用减弱时期,也处于国际主要经济体大选的政治周期和国内换届时期。从长期看,全球都处在金融危机后新技术和新产业寻求突破的时期,新的技术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同时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艰难调整,资产重组的阵痛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减速、结构调整阵痛和外部需求长期低迷三期叠加,多重周期力量交织,使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2012年三季度报告提及新常态概念,其标题为“顺应新常态寻求新平衡培育新动力”。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也是企业、政府和居民重新适应新常态的调整过程。未来一段时间,7%左右的增长将是一个新的常态。
2013年三季度报告标题为“努力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对新常态含义做出了较系统的描述。展望2014年,国际经济总体趋稳,内需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经济增长略高于7%。在实施“双稳健”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的思路,努力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促进经济运行向新常态平稳过渡。
2014年3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一书,在其导言“争取平稳较快转入经济增长新常态”中明确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和含义。力争今后一两年实现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轨道或者状态。对此可以给出一个概念,比如“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这样一个速度能够稳得住,且能够持续较长一个时期,比如五年或者更长时间。
提出新常态的若干特征。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应具备若干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原来10%左右,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比如7%左右;经济结构呈现转折性变化,增长将更多依托消费、服务业和内需的带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加快,资源环境压力舒缓,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强,劳动生产率提升能有效抵减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供相对充裕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