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拥军 何亚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刍议

中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与此相应，需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需要的满足使潜在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因为生产的发展已经能够满足“物质”需要，而使“文化”需要问题凸显。“两个文明”语境中的“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了“五位一体”中的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它是一种“人文化成”意义上的“文化”需要。需要结构的这种转变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中，文化的产业化不仅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为社会结构的转型、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背景与“文化需要”的外延

从中共八大初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有一个背景的变化，这就是新时期的“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谓“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方面。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提出后，两个文明的背景变成了“三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时候的“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种需要；如果“物质需要”对应物质文明，那么“文化需要”就包容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同样，在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提出以后，“文化需要”又把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包容进来。换言之，所谓“物质文化需要”实际上是一个统称，如果把“物质需要”与物质文明对应起来，那么“文化需要”就包括物质文明之外的其他内容，既包括“精神文明”即狭义的“文化”需要，也包括“政治文明”、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性状的改变：从实践到理论

研究者们注意到，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变得越来越不对称，有人甚至据此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的论断，从而把政治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等在“社会主要矛盾”中被归入“文化需要”的范畴，都纳入了“对公共品的需求”范围。相比之下，本应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率先发声的哲学界却未能在实践中找到从需要结构转变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突破口，从而错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要义。[1]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产生”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真理并不单纯是“客体性”(Objective，客观性)或“直观性”的，并不单纯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对象性”(Gegenstndliche)的，是与人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列宁翻译成‘对象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P55)恩格斯指出，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恰是由于人类能够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之满足人类的需要。[3](PP225－226)因此，要研究真理问题，就必须研究人类实践的发展所导致的需要层次和需要结构的变化。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但没有深入研究价值与需要的关系问题。韦伯曾经提出人类的理性行为可分为价值理性行为和目的―工具理性行为，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目的―工具理性的发展。按照这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价值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科学”[2](P66注②)，研究人的依靠劳动的诞生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一类是工具科学意义上的“现实的实证科学”[2](PP73－74)，研究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经验现象。[4]近代科学实际上属于第二类“科学”的狭隘化，其基础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狭隘的经验论”；科学发展观意义上的“科学”则属于第一类“科学”[5]。近代科学只是为既定的人类需要提供满足的手段，而科学发展观则对各种人类需要本身进行价值排序。

一旦把科学发展观放到价值科学层面，就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哲学问题，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价值科学问题。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P32)这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需要。要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入手，去考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

既然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与不同需要的满足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就必须把目光聚焦到需要层次和结构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人忧心忡忡地提出了“经济爬坡，道德滑坡”的问题，然而这种呼吁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在肚腹尚且填不饱的情况下，精神的空虚并不是当务之急。现在情况不同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再也不必为“实其心”而“虚其腹”的时候，人们才会提出经济爬坡、道德也要爬坡的要求。“经济”满足的是人的自然需要，“道德”满足的是人的社会需要、精神需要。只有自然需要满足了，社会需要、精神需要才会显露出来，并要求获得满足的权利。

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情感。”[2](P2)如果说，“作为哲学的哲学”满足的是人的求知需要，那么宗教满足的就是人的情感需要。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的满足是一种虚幻的满足，只是因为现实世界是一个“无情世界”，不能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人们才需要宗教。一旦在物质生产得到一定发展之后，精神生产也随着得到发展，从而能够为人们提供足够的精神食粮，宗教必然会为“有情世界的情感”即无神论所代替。①按照这一理论，在肠胃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心和脑的需要必然凸显出来，从而导致需要结构的转变。进入小康社会之后，需要结构的转变已经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形成冲击。各种宗教、迷信的盛行，说明包括无神论在内的文化需要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动力。

仔细分析一下，所谓“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是指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矛盾包括物质生活的矛盾和精神生活的矛盾两个方面。但是，一旦由短缺经济时代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以后，物质生活的矛盾就主要不再表现为物质需要同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与人民群众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精神生活的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提上了日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东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人们意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意义，率先提出了“富口袋，更要富脑袋”的口号。但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文化需要”不仅是“脑袋”的问题，而且是包括社会需要、政治需要、生态需要在内的广义的“文化”需要问题。认真研究新时期需要结构的变化，把需要结构转变的自发性上升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自觉性，对于当代中国经济转型，进而对于“全面小康”的社会建设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

三、需要层次论与人的发展理论

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P242)。马克思认为，随着物质需要的满足，精神需要、社会需要必然产生出来，人们不再单纯追求物质财富，而是同时追求精神财富和社会(关系)财富。这时，“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7](P308)。

马克思的这句话包括两层意思：

第一，“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是与生活的物质方面、与人的物质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它同“人的”富有和贫困不同。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涉及的是财物、货币、资本的多少；人的富有和贫困不仅是物质上的富有和贫困，而且是精神上的富有和贫困，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富有和贫困。“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最大的需要是对其他人的需要，“最大的财富”是“别人”，“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别人”。[7](PP308－309、310)

第二，“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真正富有的人是能够自我实现的人。而自我实现并不是只涉及人的某一方面的需要，如物质的需要或精神的需要等等，它涉及“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可以视为这种观点的具体化。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形成一个从低到高的系列。一方面，低层次需要满足了，高层次需要才会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只有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已经满足了的需要不再产生激励作用。有的学者分别把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与经济发展的“温饱阶段”、把情感需要和尊重需要与“小康阶段”、把自我实现需要与“富裕阶段”联系在一起。

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小康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有些城市已经进入“富裕阶段”，按照人的发展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物质需要已经很难再像原来那样持续地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激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长三角地区最先提出不仅要“富口袋”，而且要“富脑袋”，表现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特点。正因如此，这一口号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纷纷仿效，提出了诸多类似的口号。遗憾的是，理论研究没有跟上，致使这种探索仍然停留在感性层面，难以深入。

四、需要结构与产业结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的需要的产生”是与“生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生产的发展会导致新的需要的产生，新的需要的产生反过来导致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新的需要的产生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会促进人自身的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产的互动。[2](PP78－83)

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需要结构的转变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从第一产业――农业，到第二产业――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是与人类需要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的。在整个需要体系内部，人们必须优先满足肚腹或肠胃的需要，然后满足整个身体的需要，最后才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满足肠胃的需要与农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满足整个身体的需要与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满足社会的、精神的需要与服务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肠胃的需要、整个身体的需要、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些需要的排列组合构成需要的总体结构。马斯洛认为需要由低到高顺次产生出来。但考察表明，所谓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只是在需要结构内部进行价值选择时自然形成的逻辑的先后关系。因为所有这些需要中的任何一个，对于人类生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只不过由不同的价值选择决定了在总体的需要结构中，它们会占据不同的权重。例如，就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来说，吃饭的需要优先于穿衣(以及住房、旅行)的需要。人们首先考虑吃饱，然后才考虑穿好。但这不意味着，在吃不饱之前人们就不穿衣服，只是在吃饭方面的权重会超过穿衣的权重而已。由此决定了，第一产业优先的时代，仍然有某种低水平的手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也会有某种低水平的社会服务存在，虽然它们未必会形成独立的产业部门。在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尊重和爱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恩格尔系数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性，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中国的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在1995年下降到50％以下，2000年降低到40％，长三角地区还要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