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四如：关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几个重点问题

在以发达国家为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因世界经济危机而不得不作出调整后，经济增长的动力显著下降，２０１２年势必降低增长速度。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下行和结构性通胀的双重压力不可避免。

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一大特点是：以ＧＤＰ增长为首要目标，以出口为导向，以扩大投资、发展项目为主要手段，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为条件。

２０１２年对于银行、企业、广大投资者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经济工作的稳中求进，我们必须面对若干重大问题：世界经济会出现再次衰退吗？如何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如何理解和把握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冬天过后，股市和房市会有春天吗？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下，金融如何走？

一、世界经济会出现二次衰退吗

综合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综合判断，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发酵，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体系信心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在１％―２％间徘徊；欧洲经济受债务困扰，短期难以自拔，长期前景不明，存在继续恶化的可能；日本震后重建虽会给经济增长一定刺激，但由于高额政府债务和日元升值导致的出口竞争下降，仍然处于低增长状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难以独善其身，也将放缓发展速度。全球经济增长率回落至２．６％左右。

金融危机治理总体上有成效，但后遗症也不小。发生在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

其深层原因是：美国在高科技泡沫后，把金融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放纵过度金融创新，把大量有毒资产输出，维持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维持美国等国家低储蓄率、高消费率的生活方式。

而危机治理过程主要取向是：金融机构去杠杆化，抑制过度创新；设法扩大居民的储蓄率，降低居民负债比例；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发展新兴产业以保持产业竞争力；对大而不倒的机构则实施政府救助，以确保经济金融稳定；政府不得不多发货币、增加债务，以解决置换大银行、大企业不良资产问题，同时在危机处理中保证国家的必要支出。

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是：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和弥补减记的资产，导致信贷紧缩，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居民减少负债、增加储蓄的努力和财富因泡沫收缩而缩水导致的减缩开支，引起消费降低，从而总需要疲软，影响经济复苏；政府量化宽松政策，增发货币，引起货币贬值，为全球通货膨胀种下祸根；而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等）采取的保增长措施，强化了传统产业结构的问题，并使生产的潜力发挥比较充分，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金融危机形成一系列资产负债关系的恶化，本质上是债务危机，而危机治理的结果，缓解了企业银行的债务危机，但加剧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高盛的分析报告指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死螺旋。政府保增长、保稳定的结果，必须增加政府债务，债务难以按时偿还，政府信用下降、债券评级下调，导致举债的成本提高，又要借更多的债去还本付息，政府还债能力又进一步下降。大量的政府债务由银行购买，债信下降引起银行的资产减记，又导致银行紧缩信用，进一步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引起税收下降，加剧政府解决债务的困难。在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各种方案中，财政靠增收节支难以有效操作，因为增收节支意味着降低社会总需求，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社会矛盾加剧，也不利于实体经济恢复。靠变卖国家资产包括国有企业的股权，又会危及一国的主权独立性，导致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也带来国家安全问题。因此，量化宽松、多印货币、通货膨胀是最终可行的解决方案。世界将进入长期通胀的环境。美国借助美元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地位，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只要让其他国家多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并继续保持美国对外股权投资和吸引他国赴美投资的资本回报优势，就既可量化宽松，又不致引起国内货币贬值，美国经济问题可逐步缓解。而欧洲国家则要困难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货币政策难以协调行动，各国实行紧缩开支的措施，又不可避免地遭到国内政治势力反对而操作空间十分有限。因此，欧债危机仍无法见底。

世界经济将步入持续低增长时期，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传统产业相对过剩和新兴产业的不确定性长期并存的格局。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需求相对疲软的情况下，新兴产业又一时难以成为重要的增长点，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是竞争激烈而且无规范，有形成新一轮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的特点。二是技术不成熟，当依靠现有技术形成产业化时，技术又改进了。三是需求无环境，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或环保技术尚不构成需求环境；四是风险无制约，新兴产业产生的投资风险，尚无有效风险分散机制；五是产业不系统，新兴产业成长缺乏系统的支撑条件。

金融危机让美国受轻伤，欧洲受重伤，而发展中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长期靠资源、劳动力以及以环境和劳工的社会福利为代价与发达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积累了大量的结构问题。在克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又通过大力刺激增长不断恶化结构矛盾。中国４万亿元财政投入带动的１０多万亿元投资中，大多是基础产业和原材料产业（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处于高峰期），使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偏重的矛盾加剧，生产能力逼近极限。联合国２０１２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分析，５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已接近或超过“能力极限”，２０１２年４４％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财政恶化，经济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严重。在以发达国家为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因世界经济危机而不得不作出调整后，经济增长的动力显著下降，２０１２年势必降低增长速度。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下行和结构性通胀的双重压力不可避免。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过剩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由于潜在生产能力下降，要素的稀缺性上升，要素价格上涨推动成本上升；环境税和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引起成本推动型通胀；全球流动性宽松而形成输入型通胀。由于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总体上偏低，２０１１年政府赤字占ＧＤＰ的１．７％左右，远低于３％的警戒线。中央加地方政府负债包括平台负债占ＧＤＰ约４５％左右，远低于６０％以上的世界警戒线，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展开逆周期操作。中国的内需扩展也还有较大的空间，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工程建设仍有很大改进的需求。这就使国内投资和消费仍可成为今后几年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动力。中国仍可实现一段时期的平稳较快增长，不会出现硬着陆。然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和方向

中国当前经济结构面临严重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

在产业结构上，没有摆脱过分依赖“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型）制造业的状况；

在拉动增长的需求结构上，过分依赖外贸和投资，２０１１年我国投资率为４８．６％，最终消费率为４７％，其中居民消费率为３４％，在多年的增长贡献中投资达到２／３，消费不足１／３，而消费的贡献国际平均水平一般占２／３以上；

在分配结构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６∶１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２３∶１，收入最高的１０％城市人口与最低１０％人口的收入比由１９９５年的３．７８倍扩展到现在近１０倍，引发潜在社会矛盾；

在对外贸易结构上，以劳动密集型与资源消耗型出口为主，处在最不利的产业分工和贸易循环中；

在城乡结构上，“两元结构”的矛盾仍很突出；

在消费结构上，消费不足与浪费严重并存。

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一大特点是：以ＧＤＰ增长为首要目标，以出口为导向，以扩大投资、发展项目为主要手段，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为条件。在基础差、技术水平落后和人才不足的条件下，能迅速吸收国际产业技术成果，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但现在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生产增长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并不完全同步，影响群众的幸福指数，等量的资源消耗未带来相应的福利；粗放式增长，加速了环境的破坏、资源枯竭，难以持续；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低水平、重复建设成为顽症和增长不得不依赖的惯性；这种增长结构，还高度依赖信贷投放，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留下隐患；投资的边际产出率越来越低，１９９７年每天投资ＧＤＰ产出为３．１７元，２００９年降低为１．５２元。

转变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正确对待ＧＤＰ增长速度，改变以其高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管理方式。中国持续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奇迹，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效增长、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年均增长从未超过４％，法国、德国在战后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３年分别达到了年均增长５．０５％和５．６８％的高速度，但１９７３年的增长在２％左右徘徊。日本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３年年均增长达９．２９％，创造东亚奇迹；１９７３年―１９９８年年均增长为２．９７％。中国已经拥有人均４０００美元左右的ＧＤＰ，但抛开数字的实际福利显然不如发达国家在同等人均ＧＤＰ水平的状态。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性福利，追求安全、和谐、有尊严地生活。让发展速度回归正常，减少物质投入的增幅，让国民在６％―８％左右的增长中，获得更全面的综合福利。

转变增长方式，要从“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二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实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以公益为目标的国有资源配置，使土地及其他国有资产的收益能最大限度使民众受益；政府切实转变职能，从重ＧＤＰ增长转到重社会、重环境、重生态、重民生支出上来，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实际收益，增加社会保障水平，解决群众消费的动力和能力问题；大力推进服务产业化，解决大量事无人做和大量人无事做的矛盾，使服务业既成为就业的主渠道，又成为人们实际福利的增长点。

转变增长方式要从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转变到以内需主导增长上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多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出口换汇引进国外的资源技术和先进的工业设备，通过招商引资，生产出口产品，解决市场、技术和管理问题。初期是必要的、有效的，成为增长的动力。长此以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使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处于不利的产业分工之中，大量消耗资源，影响生态环境，牺牲劳动者长期保障和应有的社会福利，换来大量不能直接使用的外汇。不仅不断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已明显下降。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速的情况下，维护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形成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适应国际经济变化，加快汇率市场化和外汇交易市场化，国家根据外汇使用需求和用汇效益引导市场结汇，变出口补贴为内需补贴，鼓励更多出口产品转为国内市场销售；充分有效地运用外汇来增加资源保障，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改善对外贸易的不利产业分工。

我国正处在走向内需主导、消费主导增长的历史拐点，充满新的机遇。

一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机遇。城市是综合消费的载体。未来１０年，城市化再提高１０至１５个百分点，将激发出巨大的内需。

二是服务业拓展的机遇。服务产业的落后仍是中国国情，有很大的空间。加快服务产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教育、文化、艺术、娱乐、休闲、家政、环境保护、绿化美化等服务的需要。未来１０年，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提高１５至２０个百分点，加快实现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有大量的事业与产业、项目和企业发展的空间。

三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机遇。完善均等化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可以大大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从而更积极大胆地投入消费。有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可提高０．２个百分点。

四是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机遇。通过有力政策，鼓励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必然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有分析表明，农民工消费水平，不及城镇居民的４０％。如果提高到城镇平均，按６．７亿农村人口计算，年消费规模超过３．６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