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及相关的基本认识框架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6年11月在舍瓦读书会上的演讲（下）

另外一个更全局的考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作为研究者，比较早的时候，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反思中就意识到了学术研究的创新方向一定要抓住供给侧。做出努力之后，这些年还继续在这方面按照基础理论层面的新供给经济学框架，做进一步的研讨。近年看到决策层有了明确的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我们也充分感受到鼓舞和鞭策，应进一步深入领会中央精神。

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背景，总体来说―是在中央十八大以后的大政方针逐步清晰化，二是我们的经济运行出现了阶段转换，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大政方针的一步步清晰化，有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我认为最关键的几个基本概念、关键词的链接：从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对接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突破，实际上解决的是以这种明显有别于“管理”的“治理”概念，来实现制度安排的创新，政府总体来说在资源配置中充其量是辅助性作用，但是要更好发挥作用。这种认识再对接到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即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归宿的共享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这些实际上都可以再浓缩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

这样一套大政方针之下，我们要认识、适应还要引领新常态，要完成中国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合乎逻辑必然要处理的增长速度下台阶、而增长质量必须上台阶这样一个挑战性的、带有历史性转换意义的任务。

在这个两条线索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可以进而领会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上习总书记特别强调的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之前已口风迭出，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央越来越强调供给侧，以后又有很多展开的论述，但是这个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的5句话，我觉得已经比较完整、精炼地表明了决策层关于这个战略方针的基本认识和里面内含的逻辑关系。

第一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实际上告诉我们，供给侧的被重视、被强调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还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第三句是鲜明体系总书记所说的我们现在认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和需求对应的另外一侧，就是供给侧――在供给侧的着力，首先落在改革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说的这个改革指什么？就是邓小平当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所说的那个“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即通过这样的改革，以有效制度供给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为什么现在把三个词合在一起表述？有人说有点文绉绉的，老百姓念起来也拗口。我的体会就是，显然这体现着最高决策层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讲改革，现在说全了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这个新意表现在供给侧，就是认定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讲改革必然要讲到的是制度供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表述。同时，又带出另外一个特征，即结构性，因为从制度供给来看，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隐含着总书记说了多次的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啃硬骨头的改革任务。“供给侧”和“结构性”合在一起，落到改革上，三个要素的组合，学理上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也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层现在充分注重以政治经济学学理基础与科技决策、政策优化密切结合在一起，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过程。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有时候被简称为“供给侧改革”，总书记说这样也是可以的，中文的表达习惯是可以简称，供给侧改革讲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有了表达的简化，只是不要忘了结构性的含义是内在的。

有的学者，比如前一段时间北大原来经济学院的老院长晏智杰教授，不知道怎么会冒出这样的观点，说供给侧改革是“淡化”、“排斥”了体制改革和深化改革，我怎么想也想不出他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另外，他后面又有一个意思，属于他自己跟自己打架的一个意思，他又说承认有供给侧改革的必要，但是供给侧改革要“从属”于体制改革。我们是不同意他这种混乱看法的。现在我们从学理上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改革即是作为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改革发生在供给侧，解决的正是有效制度供给问题，也就是一定要解决制度结构优化的问题、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概念。

接着要说，改革这个概念只是讲了供给侧的一个制度要素，还要把供给侧其他要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体系，就是第三句话，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关于这个供给体系后面还会专门作简要分析，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千差万别的供给侧各种要素，实际生活中指标不可通约的这些要素，可以抽象为五大要素，就是劳动力、土地和由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以及制度与管理，寻求供给侧整个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我们就需要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五大要素各领风骚，各有贡献，但是在新的阶段转换之后，它们之间的组合却必须推陈出新，必须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前面二、三句话所说的着力来加强的改革和整个供给体系的问题，显然是个系统工程，这也就表明，并不是像有人简单地所说的中国人搬用了美国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对以往那些有益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借鉴吸收，但是美国的供给学派还是只有一个较窄的视界，过去学术界的评价就是供给学派的体系性不足，它强调了减税，里面有值得我们看重的思想与启发，但它哪里能像中国现在这样以供给侧改革处理的是全局和长远的一个系统工程，所以跟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总书记原话。我理解不能说不是一回事儿就完全否定那个东西，完全不借鉴了，但我们并不简单认同它里面隐含的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我们是要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我自己愿意表述为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显然跟美国供给学派他们的哲理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四句话“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句话表达的含义，首先是供给侧改革所要形成的效益和结果，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也不是横空出世全新的命题，是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已经把邓小平简洁而正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而现在是在科学发展观这个思路之下，把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直接结合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上。所以，新意是直接把动力问题标示上去了，这个动力体系是要改造原来已显得很有局限性的需求侧三驾马车的动力认知，而要把三驾马车的结构化逻辑进一步推到供给侧，形成对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当然也值得再做展开分析）。把动力的转型升级这个问题处理好，是在这第十一次会议之前，刘鹤主任于长三角、珠三角调研时已经说出的话，这个表述我认为它内在体现了我们现在所抓的解决可持续性问题，是把其聚焦点更清晰地放在对冲下行因素必须找到新的动力源，必须有动力体系转型升级这个基本认识上。

最后一句话，总结了供给侧改革追求的是什么――是促进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整体跃升我理解在学术上表现的就是发展曲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上扬曲线，它是一个“阶跃式”上升的曲线，波动中一个一个台阶往上，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超常规发展。邓小平说的现代化“三步走”，以及他南巡说的发展是在波动中一个一个阶段抓住机遇往上提升，每一波中总要争取再上一个台阶，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内含的其实也就是咱们这些年中国政府中各级体系都认同的、到了地方发展战略设计中是直截了当写上去的“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的发展。关于这种发展诉求体现为超常规发展战略，也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林毅夫教授所强调的新结构经济学里面蕴含的基本原理，是要把握好资源禀赋，然后用比较优势这个原理来解释整个发展，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我们认为他的局限性也就在这个地方：光讲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并不解决超常规发展的问题。中国以常规发展不会连通中国梦，因为我们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伍了，必须通过追赶完成赶超，后来居上，才能完成伟大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愿景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规律这方面早有丰富的实证案例，表明不会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必然是你追我赶的发展，过去英国在发展中赶超了荷兰，后来美国在发展中赶超了英国。为什么现在不能设想中国在发展中赶超美国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第一阵营呢？这个方面学理上的分析我们也援引了西方学者的一些成果，比如“蛙跳模型”等等，不是凭空想象。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危险性：处理不好它会落入“大跃进”式的背离经济规律的误区。

这就像产业政策的情况。产业政策在“林张争议”里，张是特别走极端，但社会上很多人听得特别痛快，实际上他那个认识框架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完全否定产业政策，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国家案例上的回应，只是学者的一种推到极端的说法。当然，他的说法虽极端，对于政府可能走偏的分析认识确实是很有启发性的。林的说法强调了产业政策有必要性，讲了怎么样设计产业政策的问题，但我们认为除了怎么设计之外，最关键的是产业政策怎么贯彻执行的机制问题，光讲“有为政府”不够，还得讲“有限政府”，还得把这个政策倾斜机制通盘合理化，避免在供给侧结构管理的方面出现非常容易发生的政府失误，这些也都还需要展开来说和做深入的探讨。

回到这个跃升发展命题上，我们要追求超常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是超常规的，最后这一步横跨50年，我们又规划了一个中间节点目标，是2020年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小康，现看只要在“十三五”托住6.52%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再加上社会政策托底，比如七千万人脱贫等等，就能够交代出来，但最大的考验是2020年改革是否能取得中央要求的决定性成果。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以求能够继续实现整体跃升式的超常规发展。这样的一个超常规现代化发展战略，我们认为是中国必须把握好的、在学理层面继续对它深化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线索，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能只停留于比较优势战略――比较优势战略在它的天花板上，就是走在前面的经济体必然由于利益考量，使你花多少钱也买不来你认为他应该给你的那个他手上以比较优势表现的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在比较优势战略旁边，还必须匹配上我们要尽可能控制风险而力求出奇制胜的赶超战略。

很显然，这5句话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接着，我们可从学理上简要勾画一下往下要做的基础性认识层面的相关基本概念和关于动力体系的分析。

在基本概念上，我们承认，供需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需求是原生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构成经济循环与经济生活，而政府需要介入其中时，过去首先认识到要从总量上去促进总供需的动态平衡，技术路线上其实概念也有一对，就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但过去比较成套路的、经验丰富、认识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即反周期的宏观调控，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现它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成熟程度是不高的。从经济学的成果评价来说，就必须承认我们过去主流经济学总体成果的不对称性必须得到校正，必须把供给管理的认识加以深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探讨，就是在承认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之后，要特别强调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才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最关键的因素。

我们如果把人类发展过程简单列一个表，第一列是各个时代大家都可以认定的质的变化，勾画一个一个台阶往上发展的特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第二列是在供给侧观察的生产力（人和物关系）这方面它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的发展。再有第三列是生产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