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云：海湾四国的发展困局与转型之路

自2016年1月2日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奈米尔之后，整个海湾地区都陷入了连锁效应般的区域对抗。首先是伊朗民众冲击沙特大使馆，1月4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将教派冲突掩饰下的国家冲突直接摆上桌面。作为海湾合作组织的主导国家，沙特此举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巴林宣布和伊朗断交，阿联酋宣布将与伊朗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科威特和卡塔尔宣布召回驻伊朗大使，几乎一夜之间，整个海湾陷入了一种相对紧张的气氛。作为世界油气的主要产地，海湾地区是土豪国家的代名词。去年开始的油价断崖式下跌，海湾国家又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一方面经济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政治空气紧张，在欧亚大陆腹地，波斯湾地区是维持繁荣与稳定，还是会走向对抗、紧张和衰落呢？2016年1月20日到2月4日，笔者走访了处于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海湾四国，亲身感受其紧张气氛，但异乎寻常的是整个地区基本保持了平和与安定。这一片处于沙漠和海洋之间的荒瘠之地，同时也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地区，核心问题并非是政治站队，而是“发展”。用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地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依赖于发展。

逼仄的转型之路

Gulf（海湾），国际社会因历史习惯称其为波斯湾，而阿拉伯国家则坚称其为阿拉伯湾，故而一般国际讨论仅称其地理名称“海湾”。名不正则言不顺，从命名权的争夺可一窥此地区的历史纠缠。从族群分布看，海湾的东西两侧目前都以阿拉伯人为主。但在政治地理上，海峡西侧从北到南为7个阿拉伯国家，东侧则是伊朗辖属的富有石油的胡齐斯坦等以阿拉伯人口为主的省。统一的伊朗和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是海湾地区几千年的政治常态。笔者此番访问的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夹缝中的四个阿拉伯君主国，卡塔尔、巴林、阿联酋、阿曼。得益于石油带来的财富，四国都是全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多哈机场一降落，就能体会到这种“土豪”气息，异常宽大豪华的航站楼，充分体现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海湾领导风格。按照卡塔尔的发展计划，多哈机场将占整个城市面积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但对于天然气储量雄踞世界第三的卡塔尔而言，修建超大机场并非是简单的炫富，而是君主主导的庞大发展规划。油气是真主赐给穆斯林的礼物，建设一个世界的中心城市，则是这些君主的现世功业，航运中心就是走向世界中心城市的关键一步。从国际政治看，海湾国家都是小国，但从国际航空业版图看，海湾国家个个都是超级大国。狭小一地集中了卡尔塔航空、伊蒂哈德航空和阿联酋航空，这三家世界前十的大航空公司。建设世界最大的机场，不独是多哈的计划，迪拜和阿布扎比都在修建世界最大机场的道路上奔跑。如此集中的投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些国家急于摆脱单一油气经济的内在焦虑。“全面实现经济多元化”，这是笔者短暂访问中听到最多的话。就在笔者访问过程中，阿联酋联邦最高委员会正在内陆沙漠的酒店召开特殊国务会议，商讨石油时代结束之后怎么办。虽然政治空气紧张，但至少在表面看来，油价下跌远比处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重要的多。

但从区域比较来看，这条转型道路并不轻松。今天迪拜常常被当作海湾油气国家经济转型的样本，但事实上迪拜所走过的道路，巴林早已走过。被称为“海湾地区最早实现经济多元化国家”的巴林，其麦纳麦港仍然是海湾至今唯一的自由港。借助黎巴嫩内战的机会，巴林很早就取代贝鲁特成为中东金融中心。而作为地区航运中心，巴林的海湾航空公司一度是中东最成功的航空公司。鲜为人知的是，今天阿联酋航空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挖角海湾航空的基础上。当今迪拜虽然是整个地区商品贸易的中心，但是巴林消费品展仍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贸易展。虽然转型路上未必有先后，但巴林走这条路成功了吗？

如果以GDP估算，油气在巴林GDP的占比已经下降到20%以下，这被巴林官方和世界视为经济多元化的成就，也被认为是转型成功的标志。但是换个角度看，今天油气收入仍然占到巴林政府收入的80%以上。油气收入下降，政府收入随之大幅度下降，经济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多元化。作为海湾地区最早开发油气的地方，巴林的油气资源已经下降到每天10万桶（包括沙特的5万桶以“共同开发”名义的赠予），却依旧是维持国家运转的最基本收入来源。表面上看，海湾各国都是自由经济，政府没有什么税收。但与其说这是贯彻自由主义经济，不如说这是传统社会运作的结果。巴林仍然保持着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社会的政治机制，政府没有什么成型的税收财政系统，财力十分有限。受益于油气资源的开发，国民在短暂的几十年中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享受了极高的福利待遇。而一旦油气收入下降，福利则难以为继。对海湾油气国家而言，经济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上要多产业发展、保持繁荣；更大的挑战在于政府收入要多元化，不能靠单一油气收入。当然这一挑战对本地民众而言也是成立的，富足的生活不能仅仅依靠油气。

旅游度假中心、会展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以这样四个中心为方向的转型，巴林可以说是先驱，迪拜在路上，卡塔尔乃至阿布扎比刚开始。但是目标如此一致，道路就相应逼仄不少，甚至会导致恶性竞争，这点在航空业已经显现出来了。唯一在转型道路上取向不同的是阿曼，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阿曼把制造业和航运业发展作为自己的方向。为此，阿曼设立了杜库姆经济特区，定位是工业制造。不仅给予30年免征任何税费的优惠条件，甚至为此邀请了在工业园设计运营异常有经验的新加坡团队，对整个经济特区统一管理。但对于没有建立工业传统的国家而言，走制造业的道路是另外的一种艰辛。劳动力体系的搭建，纵深市场的培养，生产链的确立，都不是海湾的单个国家能做到的。

从“和平与发展”到“发展与和平”

笔者回程之后，恰好中东和东北亚两处都出现了新的紧张气氛， “和平与发展”是否还是时代主题的疑问不仅在学术界，资本市场的从业者也发出同样的疑问。仅从目标理解，和平与发展可以作为任何时代主题。所有的民族、国家、宗教都希望和平发展，然而正是太多种的“和平与发展”才造成了不断的冲突。不同主体间的“和平与发展”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投资者有切实的体会，学者也有各自的论述。但就笔者对海湾地区的观察而言，本地区关于“和平与发展”的理念至少与中国人有某些共通之处。问题在于借助什么来实现何种和平，获得什么样的发展结果？

除了几个大国之外，海湾小国在地缘政治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停战阿曼诸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这一地区的封建君主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封君不在了。伊斯兰封君的权威丧失，导致这些小封建君主最后选择加入了英帝国的保护国，达成了这个碎片地带最初的和平。随着一战二战的民族独立浪潮，海湾小酋长国也纷纷建国，而这一英帝国治下的和平也被作为政治遗产保留下来。这一和平的维持，既有来自美国继英国的“保护”，其实也有地区地缘环境的特殊原因。长期的对峙与不稳定是海湾地区大国的常态，伊朗革命、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颠覆与冲突几十年来都没有停止过。本地区的两个传统重要大国，伊拉克毁于战争，伊朗受制于制裁。沙特是地区目前的主要力量，但由于宗教的原因并不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起到有效的示范作用，同时作为恐怖主义的袭击对象，安全情况也不让人放心。如同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当地区大国遭遇各种问题，夹缝中的小国反而呈现出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以及阿曼，由北到南的这样一片狭长的边缘地带，也是动荡地区的繁荣地带，其中既有油气资源开发的偶然，也有政治环境的必然。

动荡的地区环境，需要一个安定的缓冲地带。开放的市场体系、自由的资本环境、便捷的航运物流、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发达的基础设施，都是冲突各方所需要的。上世纪70年代黎巴嫩内战，巴林趁机取得了大量集中在贝鲁特的金融业务，发展成休闲度假和金融服务中心。两伊战争之后，迪拜趁机成为了对伊朗的贸易港口，海湾战争之后，进一步取代海湾北部的港口，成为海湾航运的核心。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大幅震动，又有大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等地的富豪来到海湾。地区动荡不断给海湾四国带来发展机会，加之自身的发展意志，支撑起了旋风般的快速发展。

迪拜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下有一句迪拜埃米尔穆罕默德・本・拉希德的原话，“The word impossible is not inleaders’dictionaries”，某种程度上，这体现了海湾国家领导人的执政风格。笔者的老友，阿联酋文化部高级研究员柴绍锦博士将其概括为“贝都因风格”。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都是一个民族，但其分支复杂，不过王室家族都出自贝都因部落，政治的行为模式和文化标准仍然是贝都因式的。“如同沙漠风暴，来的时候会非常激烈，但是过去之后，可能立刻归于平静，什么都没有改变”。在海湾国家的政治中，领导人的个性常常会带来惊世之举，但是个人的突破未必会带来一个系统的变化。依托于石油财富，海湾国家有非常强大的意志与力量支持“发展”，但“发展”更大的支撑则是领导人的意志。不同于中国上下同心的“发展主义”，海湾国家的发展更多是王室领导者的“发展”。民众参与的是享受石油财富带来的巨大收益，对于开眼看世界并没有足够的热情和准备。统治者的雄心和远见，与民众的恬静与安逸正好形成对比。对于民众而言，安享真主赐予的财富，善尽一个穆斯林的义务即可。但对于统治者而言，国家不仅要做一个避风港、缓冲地，更要成为区域发展的带动者，唯有此才能保证本国的影响力继续，维持自身的繁荣。天际线不断提高虽可以引人注目，但要真正成为领导者，则需要长期折冲樽俎的努力。环顾整个大中东地区，埃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经济不景气，阿拉伯之春后更是元气大伤，已不复中东第一大国之位；叙利亚和伊拉克长期内战之后，已经政治碎片化。本地区有能力的大国，无疑以沙特和伊朗为首。沙特不仅坐拥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作为伊斯兰圣地所在地，有独一无二的号召力。但是沙特政治上的封闭取向，长期的政教不分，并不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榜样。而作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伊朗保持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经济被制裁多年，缺乏地区号召实力。宗教上什叶派和政治伊斯兰共和国模式，又导致伊朗的理念和道路无法被普遍接受。

相对于这些有各种缺陷的大国，海湾小国相对开放的政治社会态度，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使其发展模式更被世界认可。但是，从被世界认可到成为区域发展的样板，两者间仍然有一个极大的跨度。安全上要成为美国的伙伴，经济上要成为伊朗的伙伴，政治宗教上要和沙特站在同一战线。对于领导人而言，保持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非常重要。在沙特和伊朗的直接对抗下，海湾小国基本都是选取了务实态度，除了在财政上仰沙特鼻息的巴林宣布与伊朗断交，其他国家最激烈的态度也仅是降低外交关系为代办级。保持一种平衡，是海湾小国的底线。伊朗解除制裁是对本区经济发展最大的利好消息，虽然海湾小国长期以来都是伊朗借以维持对外金融贸易的通道，但是否会成为伊朗经济重振的桥梁，这是未来需要证明的。至少目前看来，从发展模式上，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都无法提供给伊朗一种可以直接借用的模式。

中国和海湾，某种不期而遇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海湾是无处不在的。有着30万华人常驻的阿联酋自不必讲，卡塔尔刚刚举行了“中国制造展”，多哈的标志性建筑多哈塔是中国建筑集团承建的，阿曼杜库姆经济特区专门建立了中国工业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