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如何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来实现产业升级

内容提要：林毅夫提出因势利导地根据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动而推进产业升级，这是对比较优势战略的具体化而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作为一门根基于现实意识的“知行合一”学说，新结构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1）它将具体而异质的技术与抽象而同质的资本等同起来，而没有明确将技术当作一个独立生产要素，尤其没有考虑它是一个决定现代产业比较优势的关键生产要素，从而也就没有注重技术进步的动力机制；（2）它基于人均资本-劳动比来评估一国的总体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而没有充分关注一国比较优势的多元性，尤其是没有考虑比较优势的多元性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从而就忽视了大国发展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3）它基于绝对成本而推崇小步跑式产业升级途径，而没有充分关注产业升级在不同规模经济体中的相对成本差异，尤其没有考虑大国所具有的承担风险和成本的更大能力，从而就忽视了大国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3×2贸易模型对上述几点展开了系统的逻辑分析，对比较优势变动和转换的动力机制做了深层次的剖析，进而探究了比较优势战略在不同时空下的适用性差异，从而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发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产业升级；规模经济；技术进步

一、引言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产业结构的选择、转换和升级应该根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变动所引发的比较优势转换，其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动主要体现为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资本-劳动比变化又源于从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所获取的产品剩余和资本积累。因此，林毅夫所理解的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根本上就是一个自然演进的动态过程，或者至多如林毅夫所强调的是一个小步跑的推进过程。林毅夫说，“对那些面临较大贫困挑战的国家中的很多人来说，通过遵循比较优势获得解决发展的方法可能是缓慢和令人沮丧的。但它却是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式，这些国家可以通过使用更先进国家已经开发和可用的技术和产业来提升自身产业结构。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能够获取适合其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现有产业）而不必重新创新。” 那么，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然变动能否保障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顺利推进，还是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导致产业机构升级失败或滞后？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连续的小步跑式产业升级？它是否一定比大跨步式产业升级更优？

针对上述所有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也作了说明，但只是初步的，还不周详，从而依然遭遇不少质疑。事实上，无论是严格遵循比较优势还是背离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我们都可以找到大量成功案例，也可以找到不少失败案例；甚至连同一经验事实是成功还是失败，也主要是学者们基于不同维度所作的差异性解读。因此，要更清楚地认识产业升级的两种方式，还是有待于作进一步的逻辑阐述。同时，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与20世纪80年代后新兴市场国家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也就体现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衰弱而又没有转换到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产业结构不能实现顺利转型和升级，乃至在国际经济贸易中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为了让读者从理论上更好地理解一国的比较优势有效转换和产业结构成功升级的现实机理，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3×2贸易模型来加以逻辑的逐层剖析，并由此来更深入地剖析比较优势战略的适用性问题。

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探究比较优势有效转换和产业结构成功升级的途径，我们先探索其反面――“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这里以一个三个国家和两种商品的3×2贸易模型加以说明：（1）全球贸易中只有三个国家，分别是：以美国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巴西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2）贸易商品只有两种，分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家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假设产品的单位成本由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构成，其中，资本价格主要由资本供求因素决定，而劳动价格则由平均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决定。

先构建一个原始模型，设定两大假设是：（1）各国在汽车和家具生产上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同；（2）各国的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都因流动受限而存在差异。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基于的HO比较优势说的基本假定：所有国家都有相同能力来使用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最好技术，不同国家选择生产不同产品仅仅是因为它们要素结构不同而导致不同要素价格存在差异，进而不同产品的生产成本就存在不同。此时，3×2贸易模型可表示为表一：此模型中资本价格在各国存在显著差异，而劳动价格的差异则不显著，因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各行业都拥有绝对优势。显然，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也就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可以在全球市场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并促使整个国家经济的迅猛增长。

表一

模型表明，在中国等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没有进入世界市场之前，国际贸易在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作为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巴西之间展开，汽车和家具的国际交换比例在1:1.58到1:2.4之间，此时美国生产汽车，巴西生产家具。但是，随着中国等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汽车和家具的国际交换比例范围就扩大为在1:1.58到1:2.94之间。至于具体的均衡交换比例究竟在哪里，这主要由国际需求状况决定。无论如何，随着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加入，都会产生对汽车的新需求和对家具的新供给；相应地，在美国对家具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汽车和家具之国际交换比例就会上升，进而就会降低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巴西的比较优势乃至危及其贸易地位。

分三种情况加以讨论。（1）如果国际交换比例仍然低于1:2.4，那么，结果就是，中国和巴西联合向美国供给家具，美国则专业生产汽车；此时，尽管巴西的比较优势仍然在家具业，但它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剩余将会下降。（2）如果国际交换比例提高到1:2.4和1:2.94之间，那么，巴西的生产就会出现逆转，它和美国联合向中国供给汽车，而中国专业生产家具；此时，尽管巴西的比较优势已经从家具业转变为汽车业，但它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剩余要远低于美国。（3）如果国际交换比例恰好是1:2.4，那么，结果就是，国际贸易只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展开，巴西则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此时，由于巴西无法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就无法利用世界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进而会导致生产率和效应工资水平的停滞。显然，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随着其他更低收入或者具有更大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国家加入世界市场，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原有产业的贸易条件都必然会恶化；此时，如果没有有效的技术改造和生产率提高，没有成功的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升级，那么，整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就难以获得进一步提高，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理。

三、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境

除了上述情境外，也存在另外两种情形可能导向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进而帮助它们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这里作一说明。

第一，比较优势的外生改变。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如汽车的需求特别旺，以致新的国际交换比例在1:2.4和1:2.94之间并且比原来更大程度地偏离1:2.4之点，如国际交换比例由原来的1:2.3提升为新的1:2.8；此时，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就由于外生因素而发生转换，由此也就可以顺利地实现从家具业到汽车业的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不仅可以获得更大贸易剩余，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从而促使收入的持续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形。不过，依靠这种方式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于，它往往依赖非常高强度的条件：（1）在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上，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所拥有的优势要强大得多；（2）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新需求。譬如，当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就凭借明显优势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为国际市场上的现有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新供给，这明显改变了韩国、台湾等“四小龙”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它们顺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第二，比较优势的内生改变。随着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所积累的资本日趋丰富，本国的资本价格逐渐下降，从而导致其比较优势的内生变动。如表二所示，当巴西的资本价格由3下降到2进而下降到1时，巴西在汽车与家具之间的国内交换比例就从2.4下降到2.17再下降到1.78；这样，在中国加入后，巴西就可以实现从家具业到汽车业的产业升级。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持续的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并且这些资本积累用于再生产中，而不是被少数集团所挥霍。从历史上看，那些成功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四小龙”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致力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国家，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诸国则往往会将大量经济剩余用于少数人奢侈享乐的国家。由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积累所产生相对价格的变动以及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并由此引发产业结构的自动升级，这正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所重点关注和详加阐述的。不过，依靠这种方式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于：（1）即使考虑到国际交换比例在1:2.17（甚至1:1.78）到1:2.94之间，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从国际贸易中所获取的贸易剩余也会远远小于发达国家；（2）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中劳动价格的上升，那么，它所获得的贸易剩余将会更少。显然，这两者都必然会严重限制或阻碍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对产业升级构成明显障碍。

表二

显然，上面两种情形的分析都表明，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实现的产业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它或者需要一些可遇不可求的高条件，或者也无法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很大程度上，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是那些只占世界经济很小比重的经济体，东亚“四小龙”就是如此；相反，对像中国（以及金砖五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则往往难以依靠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实现产业升级。同时，随着进入世界市场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致力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往往不是等待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是要积极地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其中的基本路向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