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构建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希望学界能从中国的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理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所以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理论，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我认为这个要求是非常正确的。

从以上考虑出发，我在新政治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本文重点会就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意义、研究方向及对若干问题进行一些反思。

新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6倍。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政治传统。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实行的不是西式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这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总结。

我们要以一个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个体制。现在的知识分子和这个体制之间有一定的张力。这个张力既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也许有知识分子不太认同这个体制，觉得它顶多是过渡性的，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它。在没有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否定现有体制，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目前学界偏向于找些中国的数据，然后验证一下国外已有的理论，这样很容易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但是，一个十分不好的倾向就是，关于中国负面问题的研究更受到国外期刊青睐，有损中国的声誉。这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我们问题一大堆。但关键是研究中国问题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还是总结中国成功经验对经济学的贡献大？中国经济毕竟是成功的方面更多。如果我们不去总结中国成功的地方，而是天天给中国挑错，实在辜负了这个时代，辜负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

挑错很容易，哪个体制都不能避免错误，比如美国的枪支问题就没法解决。但是光挑错是不可能构造出伟大理论的。相比之下，西方留下来的伟大理论都是为当时的体制辩护，至少为他们认为先进的体制辩护。总结中国成功经验在国外发表文章可能会有难度，但这不应该成为障碍，毕竟还可以在国内发表。

中国经济学界最可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的是政治经济学。在目前的情况下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搞清楚是十分重要的。经济学的优势在于有一整套的理论，以及经验研究的方法。这是别的社会科学很难超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首先，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与经济、社会的互动，研究什么样的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结论很简单，并把中国划入反面阵营。我的一个硕士生学生在MIT（麻省理工）读的政治学博士，在课上和这本书的作者阿西莫格鲁争论起来，说他对中国的看法是有问题的。阿西莫格鲁的回答是中国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总有一天会撞上南墙。这种论断毫无意义。一个理论如果解释不了过去30多年里世界上最成功经济体的成功原因，那他这个理论肯定是失败的。

目前已有一些理论研究，但是经验事实不多，研究者对现实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在美国，大家都愿意做理论研究，因为一旦提出新理论后就可能有人跟着你做，但好多理论和现实不符。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要多做一些经验研究，先理解这个社会，然后才能上升到理论。比如，平等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不平等如何阻碍经济增长，或者不平等如何在某一个阶段阻碍经济增长、在某一个阶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都需要研究。

其次，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个老问题，但没有研究透。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是没意义的，政府当然要干预经济，美国政府也干预经济。关键是以什么形式干预，在什么阶段干预，做什么事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方面还没研究清楚。

再次，新政治经济学偏重于研究国家层面的制度和制度变迁，不会去研究企业层面、经济层面的。这是新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制度经济学或者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组织方式，特别是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比较微观。

最后，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官员的激励问题。就中国而言，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主动激励的作用，因为在其他国家都是被动激励。被动激励就是限定约束条件，让官员不能做什么。“主动激励”是想让官员能做什么。

对比来看，老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组织方式、分配方式，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作为老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资本论》是100多年前写的，是马克思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注重阶级斗争。我们现在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更加广泛，注重研究当下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对于若干问题的反思

对于建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评价。这方面的争论非常多。我认为要一分为二来看前30年我们哪些地方成功了、哪些地方失败了，不能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基于意识形态进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偷懒的做法，不是学者应该有的态度。比如在工业化这个问题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怕重工业化是唯一的选择。当时建立的重工业企业培养了很多技术人员，很多企业现在能和国际一流企业竞争。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当年的重工业化，很难想象有中国后30年的经济起飞。

社会改造的得与失。中国共产党是个现代化的政党，一直延续了革命的理念，深信社会改造的作用，在社会平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妇女解放是个突出的例子，在1949年之前，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男人可以纳妾，女人要待在家里不能出来。我现在的一个博士生研究1950年～1990年女性党员数量对性别失衡的影响，通过对1200个县的数据研究，得出的结论非常鼓舞人心：女性党员占全部党员的比例越高，这个县的性别比例越平衡。为什么强调妇女解放？因为今天我们是在退步，女性地位在下降。现在女性就业率只有62%，跟日本一样。这些都需要研究。当然，社会改造的破坏性也很大，特别是“文革”，这也必须要承认。

对外开放。大家都说对外开放很重要。然而非洲国家比中国还开放，结果失败得一塌糊涂。在这方面的教训还有拉美。对外开放没有错，但在开放的同时，还要做下面三件事。

第一，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纪律。拉美为什么最后出现问题？就是财政部发债券，然后由央行买进，实际上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后导致通货膨胀。这跟国民党在内战时候的做法一模一样。这样的政府不崩溃才怪。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政府在发债方面比较谨慎，比如财政赤字长时间不能超过GDP的2%。最近到了3%，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第二，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产权。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都在促进经济发展，不过在保护产权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但是也在改进。

第三，有管理的对外开放。中国是在开放，但不是盲目的开放。在加入WTO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地方可能要受到冲击，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拉美的开放就是无条件的，开放之后政府啥也不做，很快就开始去工业化的过程。

中国对于开放的管理有不少例子。比如对于汽车产业，中国有股权比例、技术转移的要求。以前对汽车产业保护太厉害了，几个合资企业躺着就可以赚钱。开放之后他们面临竞争，就开始转移技术。现在合资公司生产的车越来越好，国产车占到30%～40%的份额。

另一个例子是关键行业的国内采购比例。我不是盲目的赞同要保护国内的产业，但是在有些地方我觉得政府出手是对的。比如西电公司做的主要就是输电线设备，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经营困难。如果当时放手不管，西电公司就不存在了。刚好赶上了三峡大坝建设，当时有国内采购比例的要求，一下子把西电公司救了。以后西电公司就有了钱，不断发展，到今天可以跟西门子竞争。

最后一个例子是汇率制度。经济学家几乎一边倒的说固定汇率有问题，实际情况不见得。不仅仅是中国采用固定汇率，西德采用了，日本也采用了，他们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放弃。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直到1997年之后才放弃固定汇率。全面的否定固定汇率是不对的，不能盲目地接受西方正统经济学的观点。类似的还有出口补贴。

第四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有效的制度和制度变迁。非洲的利比里亚是从美国回去的奴隶建立的，然后照搬了美国全套的制度，结果这个国家今天还是世界第二穷的国家。中国的实践就是造就一大批适应型的制度。它们不是标准的制度，而是和现有制度相契合的制度。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创造这种制度，这种制度看起来不符合理想主义，但是管用。中国崇尚务实主义。务实主义，可以提到哲学的高度。

最后一个是对官员的正确激励。很多人认为，中国对官员的激励靠腐败，也就是政府放手让官员去贪，只要官员可以把事情给做好就可以。这就是所谓的润滑剂理论。这是错误的。如果说经济发展这么简单，那全世界早就发展起来了。西非腐败遍地，但就发展不起来。

中国对官员的激励来自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升迁。经济学家对县、市和省级层面官员的研究表明，那些在任期内保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官员更容易得到升迁。一个人进入体制，最大的愿望是获得升迁；党内的提拔制度保证在平均意义上更有能力的官员获得升迁，因而给官员提供了强烈的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二是地方财政。中国是世界上财政最分权的国家，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更可能完成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抱负。这也是对官员的激励。三是文化和党纪。中国的儒家传统对统治者和士大夫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直到今天这个传统仍然起作用，并被党纪所强化。

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要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所谓“更大的贡献”，应该是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我们不妄自尊大，但也决不可妄自菲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伟大实践是人类由古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部分，且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研究和总结这条道路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世界有意义。

与此同时，研究中国不是对现存制度的简单辩护，而是要推动它的革新和改进。在这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要从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

文章来源：《南风窗》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