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经济学中的方法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方法论，英文是methodology，跟方法不太一样，概念要广泛一些。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指人是有思维有意识的，都是在以某种方式认知他之外的客体，认识世界。认知活动事实上是一种在大脑中进行的主观思维活动。对于这种认知活动本身，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客观过程来研究。哲学上的方法论就是对人的认知过程进行再认知，对思维进行再思维。这是人类特有的技能。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人有思维动物没有思维，事实上动物也有思维，但是动物不能对思维再思维，这才是人与动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诗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研究方法论就要跳出这个“庐山”，来认识人的认知过程。

是不是了解了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就完了呢？我觉得不是的，我们不但要把人的认知过程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而且要考虑到这样一种认知过程本身是否能够实现认知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式、认识方法，提高认知效率，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知世界。所谓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就是研究这几个问题。至于什么是方法论，没有明确的定义。

在经济学上，也有经济哲学，或者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与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有区别的。它一般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以经济研究过程作为实际范例来解释哲学方法论的问题，研究方法论可以找出具体的实例，当然也就可以以经济研究作为素材，来阐述方法论的一些原理，就像可以以物理学作为对象在总结和归纳一些东西来丰富哲学方法论的内容。另一方面经济学中有许多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如果国外的经济学文献看的多了，就会发现里面也有很多八股。先是一个框架，然后给出动态最优、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和解决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包括了很多这种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研究的固定化的东西。

这里涉及的是广义的抽象层次较高的经济学方法论，基本上还是讲哲学，只是它是以经济学为例子在讲哲学。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有一整套的程式化的非常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变的比较容易了，智商比较低的人也可以研究经济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学生也在学经济学。另外，它能帮助提高思维效率，少做无用功。

为什么要研究方法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方法进行研究，就是对认知、客体进行认知。自己的目标函数是一生，为了实现自身的优化，该怎么配置资源？该花多少时间直接学习知识？花多少时间学习学习知识的方法？这里面有个自由配置的问题。所以，不要急功近利。要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敢于花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夫去打好基础，而基础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方法论。

但中国的传统思维、传统文明和哲学不太重视方法论，不太具有思辩色彩。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岱年就曾说，中国哲学最注重人生，然而思“知人”，便不可以不“知天”，所以亦及于宇宙。就是说他考虑知识问题也是在考虑知识问题，但他考虑的中心是人。他还讲道：既求“闻道”，便亦不能不研讨“闻道之法”、“致知之方”。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关于“致知”的讨论，但什么是知识？在中国哲学中是不甚了然的。我的总结就是，最高层次的知识是终极真理，也就是所谓的“道”的概念。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指的也就是终极真理。老子好像也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名曰大”，这也就是属于终极真理，是一种知识。但很多也只是伦理学，所以现代所谓孔学的复兴等是非常奇怪的。利玛窦曾经这么讲：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中国人在理性之光的指导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这可能会被认为有偏见，但也不尽然，里面也有一些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去查阅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徐光启写的“徐光启计划”，他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之后，反思中国传统，反应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问题。以上就是中国知识中除了“道”以外最重要的部分――“道”的伦理。中国知识其他的重要部分还包括军事政治史、诗等。而在西方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在古代的中国却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被重视。

如何得到知识呢？这属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老子也说“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王阳明则说“格物致知”，靠顿悟来发现真理。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没有丰富实践的人，不勤于思考的人，不懂得各种各样科学的人，能有什么思想？但这就是中国的认识论。利码窦对中国的知识体系有这样一个批评：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但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与此相对，到底什么是知识体系呢？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成就决定了在文明冲突中一个国家的胜和败，这等于“工欲善而必先利其器”中的“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改良运动，先是洋务运动，后来是五四运动，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么一个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两个文明在发生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包容能力，我们可以吸收别人的长处。在吸收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力得到发展。

知识的来历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在人类之前，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无法叙述的，因为它取决于我们如何观察如何感知这个宇宙。从这层意思上来说，知识的来源是客体。但对人来讲，知识来源于对普通性的追求，这说的是人的主观活动。我们要认知这个世界，我们也承认有个外部世界需要我们去认知。但如何能被我们认知呢？在于我们对普遍性有一种追求，这是人的一个根本特性。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普遍规律，解释就是把所观察的现象归纳到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去。普遍规律就是我们知识所追求的对象，一旦我们追求到了这个普遍规律，它就成了知识。为什么要追求普遍规律呢？就是它可以作为推理的根据来揭示新的事实。因为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也就必须对普遍现象有所认识。

如何发现普遍规律呢？基本上就是概括、抽象和归纳。概括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学会概括的艺术。它的最关键点就是要保留相关的必须要素，并且剔除无关要素。事物的有关方面太多了，必须把它减到最最少的程度，同时又要保留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常讲抽象法，但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不把抽象作为方法论。抽象与概念的概念比较类似。在抽象中，舍弃非本质特征，保留其本质特征。如果我们学会抽象这种方法，我们或许就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发现价值、剩余价值、资本及其扩充的各个概念，通过逻辑体系把经济的发展过程复制过来。归纳是西方哲学特别是逻辑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通过大量个别经验的重复得出一个一般的陈述句。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判断。数学中有完全归纳法，但在现实中我们所有的归纳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所归纳的只是以有限的经验得出全称肯定判断。知识是对一般的追求，而没有归纳，我们是得不出一般的。但过度归纳会引起错误的判断。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个鸡的故事，说有只鸡根据主人过去一打铃就喂食的经验，得出凡遇打铃必喂食的结论，结果有一天主人打铃后却把它捉住杀了。所以罗素说：如果这只鸡没有对归纳的盲信，随时准备逃跑，它的命可能要好一些。也就是说对归纳不要有盲信，这种盲信将对你非常不利。

康德的哲学著作涉及到所谓综合陈述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普遍规律，我们加以陈述时有综合陈述和分析陈述，比如金属加热后会膨胀是个综合陈述，在“金属”和“加热”这两个概念中并不包括“膨胀”，后者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得知，陈述内容之后的重要部分并不自然包含在陈述句的概念之中。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根本不同在于你不需要任何经验就可以作出陈述。比如有孩子的人必然是这孩子的父母这一陈述。分析陈述是空洞的，它不能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而综合陈述可以给我们新的知识，所以大家在写论文时的命题如果想提供新的知识，就应该是综合陈述。这跟演绎逻辑又不一样。演绎逻辑就是结论并未为前提增加新的内容，它根据前提推论而来。

回归到什么是知识的概念，就是知识是对普遍性的追求，知识必须具有普遍性。所观察的现象必须可以归结到一个普遍性的命题之中，这也是一个解释的过程。知识必须具有可检验性。有了那个命题，我们就可以作出预言，这种预言在经济学中就是预测，它能够做预言就在于普遍是超越时间限制的。

解释和预测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认为解释是对过去的预测。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试着能不能够用我们所掌握的规律来把过去的事实重新构造一遍，如果能够构造，也就说明我们对过去有了一个完善的解释，实际上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新进行预测。预测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未来的解释。经济学中经常涉及到预测率、解释率，它们跟普遍性的关系是相互联系。

演绎逻辑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关于演绎逻辑最明显最完善的说明就是几何学，演绎逻辑的威力就在于所有几何公理都能根据那五条基本公理推导出来。

经济学方法论：理论体系与结构

知识并不是个别命题的堆积，我们所追求的不只是单独的知识，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知识体系。命题只有在体系中才能成为有效的知识。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这些结论必须同我们各个单独经验相符合，在任何理论著作中，倒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演绎几乎占了全部篇幅。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由概念、有效的基本定理以及运用逻辑推理组成的。当我们把某一个领域的知识加以总结加以综合形成那样一个体系之后，我们的知识就成为有效的知识，可以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比较发达的比较注意形式美的部分。理论的最基本部分是那些数目上尽可能少，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概念和基本假设。任何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也是这样的。因此在研究经济学或者在构造经济学体系时要遵循这样一系列的规则。

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各种各样的，这里比较具体的如微观经济学，约束条件下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这事实上是一种体系，从这一体系出发可以构造出许多经济学的命题来。中国现在比较遗憾的是很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体系，但什么问题都讨论。西方经济学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比如克莱因写过一本《凯恩斯革命》，他用十三个方程式把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构造出来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的体系和构造跟西方经济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研究数量关系，现实的许多技术问题，那么西方经济学比较有效。但若想了解社会发展，描述社会关系的变化等，马克思的体系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本论》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框架，形式上就是正题反题，构成一个思想，然后构成思想群，思想群的变动运动又构成一个系列，系列就构成体系。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这样的语言在描述他自己的体系的。如果学过《资本论》就知道价值、使用价值、商品，一般商品和资本又构成一个对立等构造出逻辑体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结构是辨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如果不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辨证逻辑，没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形式逻辑跟辨证逻辑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