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全球化下的市场民主新冲突

从美国开始出现，在欧洲持续发作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了种种救助方案的努力后，因为2012年的一系列选举似乎变得更加风险莫测。

此前的一系列救助措施都是以紧缩财政、削减赤字、收缩福利、缓解债务危机为中心，但是今年欧洲各国的几次选举，基本都是主张继续“削赤减债”的原执政者败选，而主张改变紧缩政策的左翼党派获胜。

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利弊，但仅就债务而言，理论上无论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还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财政均衡条件下运作，至少不至于无限远离均衡、导致债务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即左派右派都得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对左、右的主张都只喜欢一半，所以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这就导致宪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天平效应”受到破坏。

其实，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而宪政民主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左右派都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希腊“入欧”后钻“货币全欧化，财政国家化”的空子透支欧洲。

这次“欧债危机”是这样积弊而成的。如果不强化欧洲的政治一体化，首先是财政的一体化，那么货币一体化就保不住。

低人权国家的富人更富

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还会发现，不同政治体制和人权标准的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还会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理论上一体化经济中资本与商品的梯度流动，也就是资本流向不发达地区，生产出廉价商品流向发达地区，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在体制不同，而人的流动性比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小得多的情况下，这种流动会带来国别差距缩小而一国之内差距扩大的结果。

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稀缺，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资本的谈判实力远超劳动，导致两者差异巨大，后来资本积累到越来越过剩，劳动变得相对稀缺了，劳动的谈判实力就上升，两者的谈判地位就趋于相当了。100多年来发达民主国家社会平等尤其是劳资关系的进步，其实是民众、劳工维权运动压力和资本积累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的综合结果。

但是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很反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却降低了，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使得他们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这几十年来西方弱势阶层的民主权利其实有增无减，强势者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其实越来越困难，但是这盖不住因全球化带来的他们经济谈判实力的下降。

而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初始分配差异的扩大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中的资本外流又导致税基萎缩，国家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尤其是在“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下，资本流出后就不再对本国福利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福利需求和福利提供能力的反差越来越大，而这个反差也只能靠全球化中的透支功能来弥补。发达国家的透支越来越厉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就福利制度本身来讲，的确也容易形成依赖：越是在高福利体制下，依赖福利而不努力寻求就业的“自愿失业”现象越突出，因此在其它条件相仿时，这些国家往往会有更高的失业率。而就业率低导致初始分配差异更大，就更依赖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平等。欧洲的高福利国家社会高度平等，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美国（更不用说低于低人权国家），这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大亮点。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许多这类国家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要高于美国，不搞高福利也确实不行。

全球化打击了福利制度

西方的左派“反全球化”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确实是降低了他们劳工的谈判地位。但是对于资本流入、商品流出的中国来说，其逻辑导向本来应该完全相反：如果纯就经济因果而言，这样的流动应该在中国导致资本趋于相对过剩，劳动趋于相对稀缺，这本来应该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本来应该造成一个“中国劳工趋同西方劳工”的走向，而不仅仅有“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这些年来我国劳工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都有不少进步。有人认为这应该感谢政府，可是我认为最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讲得对：“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如果要从机制上讲，这种变化与上面讲的全球化中“要素稀缺格局的变化”倒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问题在于这一走向还远远不够，而另一走向“中国富豪攀比西方富豪”的现象却比逻辑上应有的更加凸显。这有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那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外资领域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难道不是同样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劳工的谈判能力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的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在中国，民主福利国家是有待建立的问题，在西方则是建立了却面临危机、难以为继的问题。全球化无疑加深了福利国家的危机。但并不是一切“全球化”都有同样影响。一般地讲，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逻辑上必然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这对任何体制下的资本输出国，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国家都会带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冲击，并非只有福利国家才会碰到这种问题。如前所述，东欧、印度的全球化就没有对福利国家体制造成特别的冲击。只有资本从“高人权”国家向“低人权”国家的转移，才是对民主福利体制的特殊打击。

问题恰恰在于：如今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方位的，第一它只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人权（如劳工权益）并未全球化。第二即便在市场层次上，也只是部分要素、主要是商品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就很不足，劳动与土地的全球市场更谈不上。而没有全要素的市场，部分要素的流通就会存在扭曲。例如资本如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以谋求最大回报，而劳工则不可能摆脱国界的约束在全球打工并寻求高回报，这意味着全球化给资本与劳动提供的机会极不平等，即使仅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全球化也有极大缺陷。十多年前我曾讨论过这一点。后来一些左派朋友更提出：西方不对我们开放移民，我们就不对他们开放投资。其实不要说开放移民近乎废除国界，如今根本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在如今条件下那些不仅低工资而且低人权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马上会冲垮流入地的福利制度，这与“左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其实他们也就是以此抵制商品与资本的全球化，并非真想推进劳动全球化。

只有片面的“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商品、资本全球化）而没有人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确严重地打击了福利制度。而连这种片面全球化也取消，虽然也许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危机，却完全无助于改善中国劳动者的处境。而消除国界、实现人员与劳务的全球化，则完全不现实。

而在市场全球化的同时推进人权的全球化，接受国际公认的现代人权标准，包括公民权与劳工权利标准，则是使全球化有利于、至少无害于福利制度的唯一可能：这种“双重全球化”首先与市场全球化相容，不需要徒劳无益地抵制全球化；中国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低成本优势，仍能在全球化格局下保持至少不亚于印度的竞争力；在维持经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梯次发展效应的同时，能促进制度的改进，至少能够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竞争压力下大家都不得不向“低人权”制度看齐的弊端；它不仅对西方福利制度的冲击最小，而且有助于在中国改善劳工处境。

经济一体挑战真民主

如今深度与广度都大为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确实给一国主权下的宪政民主机制出了难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宪政民主机制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与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政治一体化，欧盟本来就是想向这一方向发展，欧元区设计的制度缺陷如果按如今一些设计者的说法，也是想让这种缺陷成为加速形成“欧洲合众国”的一种“倒逼”压力。当然现在看来他们显然过于乐观了，没有考虑到“逼”不出“欧洲合众国”反而逼死了欧盟的风险。但是在这个根本问题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改进制度设计，降低如今这种纯经济向度的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民主仍然是世界潮流，但也必须与时俱进。这个世界上历来有很多人为专制唱赞歌，有关“理论”代代不绝：从最古老的神化王权、皇恩浩荡，到最新式的什么“中性专制”、“有限任期独裁”。要驳斥这些东西并不困难，但这里要说的是：真要有效地推进宪政民主，也不能把宪政民主浪漫化。这种机制并不完美，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还会不断碰到新问题、新挑战。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文明一定战胜野蛮，历史上民主制度的衰败不止一次，古代在希腊、近代在欧洲也多次有过专政战胜民主的教训，没有理由认为今后就不再可能出现类似悲剧。

同时对于其它国家来讲，我们也要看清一点：欧洲国家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中的民主制”逻辑上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如果能真正走向政治一体化，能够避免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国家化的冲突，或者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二者只要缺一，都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样的事态恰恰表明，欧洲如果不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大多数”，而只是讨好一小撮人，那即便在民族国家条件下也不会有现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有近代以来民主国家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