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摘要】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围绕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信息主义之间一直存在争论。这表明西方意识形态面对经济社会新形势形成了思想理论层面上的新分化与新冲突，而且也反映了西方社会乃至全球社会面临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探讨西方意识形态在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上的对立冲突，对于认识国际社会新格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信息主义；权力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作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贯彻“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战略原则。新自由主义的战略原则涉及如何处理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冷战结束后建立一种替代民族国家时代的全球新秩序。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战略原则在拉美地区和发生剧变后的苏东地区得到了认同和实践，但也遭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和信息主义的批判和抵制，形成了如何处理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权力关系为核心问题的意识形态冲突。探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问题，明确了解回答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对于理解中国在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政府和社会应当服从市场

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明确阐述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立场，但其主导欧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某些政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1989年，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80年代也是中国改革不断推进的年代，并且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变化，美国和欧洲一些政治家纷纷表达了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尼克松等人宣布：20世纪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灭亡的世纪，美国应当在新形势下重新设计它的国际战略。尼克松表达了西方政治家的一个共识：社会主义已经溃败，西方世界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同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怎样在新形势下依靠何种力量、采用何种原则控制整个世界。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撰文，系统地阐述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主要内容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消除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①。这个明确坚持了自由主义立场的“华盛顿共识”，被看成冷战结束后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宣言”，受到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欢迎，也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热烈响应。

“华盛顿共识”蕴含了明确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原则。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原则概括为：政府作用最小化、产权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②。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明确地提出了限制政府权力、强化市场权力，加快产权私有化和推进市场竞争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由此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很多精英们共有的意识形态信念。

尽管“华盛顿共识”受到很多批评，但应当承认它的一些主张是对20世纪8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新形势做出的判断和选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我们应当联系“华盛顿共识”形成的时代背景，去认识其发生和传播的根据，而不应当仅仅从意识形态对立的角度对其全面否定。正像很多文献分析的那样，“华盛顿共识”产生和流行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1）注重政府调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2）社会主义阵营遭受严重挫折；（3）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4）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和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虽然分别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但二者却有一种本质上的联系。凯恩主义强调市场具有盲目性，应当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制约和管理作用，以使市场平稳运行，避免经济危机；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实行的是严格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奉行比凯恩斯主义更严厉的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其产生的消极后果要比凯恩斯主义严重得多。凯恩斯主义失效和计划经济失败，在西方和东方同时证明了政府对市场或经济的控制作用是有限的，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还可能妨碍市场运行甚至摧毁经济。就此而言，“华盛顿共识”提出限制政府权力，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有其现实依据。

在瑞典、英国和德国等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把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缓解了底层社会民众的生活困难，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逐渐暴露出很多局限性，主要问题是不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工作效率低，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减缓，财政负担和政府压力不断增大，一些人形成了对社会福利政策严重依赖、不思进取的惰性。这也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造成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尽管“华盛顿共识”有其提出的现实依据，并且，“华盛顿共识”追求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但是，正像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同时还是新自由主义论证的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一个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思想、标准和原则统治着的世界”③。

从“华盛顿共识”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原则的角度看，不仅“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其积极推进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雷迅马就把20世纪美国向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推销的现代化战略看作意识形态，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向全世界推行的全球化战略，则是比现代化更明确的意识形态，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试图把新自由主义原则强加给全人类的战略抉择。虽然不能否认人类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原则，但是“华盛顿共识”以一系列经济政策表现出来的价值原则，则明确地代表了在世界市场占有强势地位且能主宰市场运行的国家的权利。那些处于世界市场劣势地位的民族国家，如果不加鉴别地接受“华盛顿共识”，势必陷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陷阱”。

近十年来，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像新自由主义者判断的那样。积极贯彻“华盛顿共识”的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美好预言，反而遭受了一时难以摆脱的危机。教训最严重的要数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是“华盛顿共识”的坚定执行者，这些国家努力实行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弱化政府对经济调控和社会保障的责任与作用，虽然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失业、贫困引起的社会矛盾却与日俱增，社会不仅没有因为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而走向繁荣，相反却使政府面临严重危机。拉美国家因简单照搬新自由主义原则导致贫困加剧、腐败严重、犯罪猖獗、民族矛盾突出、暴力行为普遍④。

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问题也很严重。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模本的“休克疗法”，在经济政策上推行彻底的自由化，在产权制度上实行全盘私有化，导致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东欧一些国家也陷入困境，经济滑坡，百姓生活十分艰难。

基于“华盛顿共识”引发的这些严重后果，首先引起了上述国家某些党派、政治家和学者的深刻反思。在拉美地区，很多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拉美新左派。“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要求惩治腐败，恢复民众权益”⑤。

世界银行官员和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斯蒂格利茨指出：“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⑥ 斯蒂格利茨等人主张用“后华盛顿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反对一刀切地对待发展中国家，即不能用一种模式推行经济全球化，强调政府应当发挥必要的调控作用，反对过高估计私有化和市场自由竞争的作用，反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强调应当关注社会贫困、社会福利、环境资源、教育卫生和社会民主，主张追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

瑞典、德国和英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人，以“欧洲价值观”抵制“华盛顿共识”弱化政府作用、单纯强调市场自由竞争、轻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民主的战略。认为“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是一种片面地将一些国家引入误区的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各方所持观点都离不开如何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问题。

二、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应当利用市场保护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由民主社会主义演变而来。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二者也有明显分歧。在谈及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的分歧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指出，有两种民主制：一种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崇尚市场自由竞争和产权私有化，否认或贬低社会基本权利，这种自由民主制的基本内容正是“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追求的社会民主制，是正确适应了全球化的新形势，克服了新自由主义片面性的、公平的、可持续的民主制⑦。

2007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堡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汉堡纲领》。这个新纲领把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深刻变化作为首要任务，明确指出：“21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世纪”，“全球化、开放边界和市场，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也是政治决策的结果”，“我们坚决主张民主政治具有优先地位，反对让政治从属于经济的做法”，“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是：自由、正义和团结”⑧。《汉堡纲领》申明社会民主党追求“拥有社会福利与民主的欧洲”，追求“团结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国家”⑨。

不难看出，《汉堡纲领》对形势的判断，其基本价值观和基本追求，同“华盛顿共识”既有一致也有对立。更具体说，一方面，《汉堡纲领》承认全球化将导致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大变迁，这一点同“华盛顿共识”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汉堡纲领》反对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作用而弱化政府权力的原则，反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汉堡纲领》对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应，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球化时代的立场、观点，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

《汉堡纲领》被看成德国社会民主党向左转的重要标志，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源于《汉堡纲领》通过之前的“党内分歧”。据林德山考察，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全球化问题在较长时间里做出了比较复杂的思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仅表现出矛盾心态，而且还形成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左翼）与倾向新自由主义（右翼）的分歧。在施罗德与布莱尔联合发表《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歧更明显地暴露出来。

施罗德坚持的“新中间派”主张降低税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削减政府开支，出售国有资产以及降低劳动成本，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等，这些政策不仅同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有共同性，而且同“华盛顿共识”也明显一致。因此，施罗德被看成党内倾向新自由主义的代表。而以拉方丹为代表的党内左翼力量不断地抵制施罗德的右倾政策，以致党内分歧日益加剧。2006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布了题为《更新的权利：21世纪的社会公正》的文件，这个文件被认为代表了党内右翼势力的立场，即以积极的姿态对待全球化带来的挑战⑩。不过从文件的一些基本观点看，很多方面同新自由主义存在明显对立。可以说，党内左翼力量的一些主张在这个文件中也得到了体现，因此，也可以把这份文件看作党内斗争的一个结果。

从文件的标题就可以清楚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姿态对待全球化浪潮。“文件明确提出以实现‘更为公平的全球化’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之一”(11)。可见，文件的基本立场同新自由主义单纯强调市场自由竞争是明确不同的。为了实现“更为公平的全球化”，文件不仅强调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