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现代社会为何需要产业政策

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  

内容摘要：无论从理论意识还是经验意识看，是否需要产业政策都是个伪问题。在理论必要性上，信息不完全性、负外部性效应、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存在以及次优和第三优理论和生产力理论都为产业政策提供了基础。在现实可行性上，张维迎认定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理由也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这包括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激励机制的扭曲性、政府官员比企业家的更迟钝以及计划经济的前车之鉴等。此外，张维迎在批判林毅夫逻辑缺陷时所使用的论证逻辑也存在严重逻辑问题，这包括经济增长奇迹真正发生在英美而非中国、利用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冲突以及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关系扭曲等。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张维迎机械地盲从奥地利学派的思维和主张，而没有深入甄别奥地利学派思想的精髓，也没有认真审视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内在缺陷。

一、前言

当前媒体界和经济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就是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爆发的产业政策之争。张维迎彻底否定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产业政策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以任何特殊的政策都不仅会滋生寻租土壤，而且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而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试验，从而推崇“有限政府”乃至“最小政府”。林毅夫则主张积极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任何经济的超常发展都依赖特定的产业政策，其中“有为政府”必不可缺；而产业政策的失败则主要在于基于赶超目的而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以致相关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笔者的历来主张则是：产业政策是现代社会缓和市场失灵以及发展经济跨越式增长的重要措施，但不同的产业政策对社会发展确实可能带来截然相反的后果。根本上，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本身只是一个伪问题，尽管这本身也涉及到对产业政策内涵和范围的理解；相反，现实实践中需要关注的真正问题是，何种产业政策才是有效的？

一般地，要真正理解产业政策以及时下之争，我们需要注意两点：（1）不能简单地以孤立案例来给出一般性断言，也不能以特定的形式逻辑来获得普遍性结论，而要致力于各种经验事实的萃取和综合，要致力于推理逻辑的思辨；（2）不能局限于狭隘的产业政策范畴来谈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能简单地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来相互否定，而是要揭示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运行特性，要通过剖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内在原因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强度和边界。在这些方面，笔者在长期的理论思索中都曾撰下百万字的系统专著。不过，为了使论题集中，这里不再对基础性理论问题作过多的解释，而集中于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中表露出来的一些观点作深层的逻辑剖析。这里集中阐述“为何需要产业政策”这一议题，从而偏重于对否定产业政策的张维迎所持有主要观点和理由进行审视；至于“需要何种产业政策”这一议题则留待后面的文章，这将偏重于对林毅夫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产业政策进行审视。

二、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基本理论依据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点：（1）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各种产业政策，通过采取出口补贴、税收优惠及信贷融资等手段重点扶持某些产业和企业，其中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2）正如林毅夫指出的，尽管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了，但是迄今还没有不运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某些成功或失败的特殊案例来极端地赞成或反对所有产业政策，而应该致力于搞清楚产业政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或机理。很大程度上，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就只是一个伪问题，何种产业政策有效才是真问题。一般地，任何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之所以成为必要，其理论基础就在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之所以可行性则体现为特定制度安排能够保障特定措施可以缓和进而矫正市场失灵。很大程度上，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时下之争就主要源于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不同认知。为此，这里从理论上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作一说明。

（一）信息的不完全性

新古典经济学承认会出现市场失灵，因为现实市场并不能完全符合有效市场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如市场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但是，张维迎却将分析思维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了奥地利学派，并以非对称信息本身由市场制造而否定市场失灵问题。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逐利行为将引导市场信息的发现和传播，能够使得个体信息向共同信息的转化，从而有助于市场的协调和扩展。为此，张维迎强调“没有非对称信息，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的有效性，也不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进步。”[1]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动态协调假说也面临着两大挑战：（1）任何市场主体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以致在社会互动中所采取的可理性化策略将导向一种具有内固力的纳什均衡，这正是有限理性的明显体现；（2）自由市场中的信息根本上是不完全的，以致现实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必然是正的，这也是市场之所以会出现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基于人类的自利心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主体为了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而必然不会主动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反而会努力隐藏自身信息，甚至制造出误导对方的“噪音”，这正是信息时代的市场信息越来越“杂乱无章”的原因。相应地，这就产生两种经济后果：（1）为隐藏自身信息和挖掘他人信息就必须投入大量费用，且这些费用往往因不断升级的过度竞争而不断增加，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2）相互隐藏信息的行为也就带来策略性行为，而相互的策略性行为必然会导致内生交易费用不断提升，进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

同时，信息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的存在对市场的发展也会产生这样两大影响：（1）它不会如张维迎所宣称的那样将导致市场的消失，而是会导致市场的扭曲，从而严重制约了市场的效率，至少市场效率远没有新古典经济学教材中所宣扬的那样大；（2）它不会像奥地利学派所宣扬的那样促使自发秩序的持续扩展，而是会导致市场交易半径的萎缩，从而严重制约人类社会分工合作的顺利展开，这已经为大量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分工合作和市场秩序的扩展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是极大地依赖于市场主体的亲社会性和自律性。波兰尼在《巨变》一书中就指出，“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当然，“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以致自律性市场概念从来没有被真正实行过。[2]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把个人的理性行为视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并基于帕累托效率概念来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但显然，基于这种个体理性而展开的社会互动往往会导向集体的无理性，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又基于个人效率最大化的帕累托原则来评断公共政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市场失灵程度与市场完善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系：市场越不完善，就越需要其他的纠正机制。显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要比发达国家不完善得多，不仅价格信号的扭曲更为严重，而且人为“噪音”更不受到监管和制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也要严重得多，这也正是林毅夫主张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产业政策的原因。

（二）负的外部性效应

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承认市场行为的相互影响所产生外部性效应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但张维迎却否定外部性的现实存在，其依据就是科斯中性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就可以通过明确界定的产权之间的交易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此时外部效应自动消失了，因为任何外部性都可以通过契约而内部化。张维迎就写道：“外部性并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理由，没有外部性就没有社会”，“假如我开一间饭馆，我比竞争对手做得好，我把他挤垮了，这是不是外部性？这也是外部性。那我应不应该赔偿他？经济学家不会认为要赔偿他。那么为什么前一种情形‘指环境污染’要赔偿，后一种情形不用？外部性理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3]但这里也存在明显的问题：（1）科斯中性定理无论是在实践应用上还是理论逻辑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这包括没有考虑非线性效用函数和非完全信息的经济环境，没有考虑少数谈判引发的无休止争论，没有考虑多数谈判本身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没有考虑多人交易中存在的核配置困境，也没有考虑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而产生交易可行性问题，更没有考虑当事者偏好的环境依赖性而产生交易意愿性问题。（2）张维迎更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因为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并不是有利于社会福利提升的正当竞争，而是指这样两类情况：一是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非正当竞争行为，二是损害他人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为。黄有光就指出，我们不会因为电灯的发明淘汰了原有的油灯，就批判电灯所带来的外部性；同样，在张维迎所举的例子中，尽管张维迎的饭馆对其竞争者造成损失，却给消费者带来利益，因而不必要求张维迎补偿其竞争者。[4]

同时，不仅生产中存在广泛的外部性，消费外部性也越来越凸显。消费外部性主要体现为：一个人对某种消费的评价往往取就决于其他人的消费状况。如果周边朋友都拥有私家车或者iphone而自己没有，就会觉得有失面子；同时，如果自己先于朋友购买了iphone4会觉得很有满足感，而当别人拥有iphone6后则会觉得自己的商品极大地贬值了。消费外部性使得人们的需要超过了生理本能而进入心理层次，所追求的不再局限于真实需要(needs) 的满足而是滋生出一种不断膨胀的欲求(wants)；这样，整个社会都会孕育出一种炫耀和攀比效应，从而就会造成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扭曲。正因为人们的消费往往不是出于对生活进程的考虑，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甚至也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精神的、感观的和智力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尤其是，那些富人的消费往往是由具有想象与荣耀性的审美习俗来决定，而这种审美观往往基于显示权势、地位、荣誉和成功为原则，从而属于一种炫耀性消费。正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商品消费往往不是服务于人类生活而是处于某种炫耀目的，因而价格就失去了对真实需求和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市场需求也就不能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5]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对产业发展作一定的引导，只有采取某种必要措施，才可以使得维塞尔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与自然价值不至脱节太大，进而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三）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

一般来说，技术具有强烈的外溢效应或正外部性，同时，技术开发又具有很大的成本和很高风险；因此，如果仅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