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为什么我们预测的正确？

前言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⑴(注释见文末，以下同)。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这个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1993年，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首次系统研究了东亚8个经济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经济体的成功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虽然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国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蔡、李周和我三人义不容辞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并以“中国的奇迹”为书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著作，1999年又做了些增补出了增订版。

199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市场汇率计算为4410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GDP65800亿美元的6.7%，按2005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3年中国GDP为17800亿美元，也仅为当年美国GDP84500亿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们预测按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

对于前项预测，现在几乎已经是铁的事实，对于后项预测也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这些预测几乎是天方夜谭。

1990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199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在本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⑵，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按预估的中国和美国在今年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按PPP计算，将可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⑶。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5，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经济总量排在第一位，并不是值得洋洋自得的事情。

其实，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199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60美元，仍处于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02年，中国人均GNI为11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人均GNI1005美元)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3975美元)的行列。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20美元，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GNI能在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0年翻一番，中国人均GNI有可能超过12476美元⑷，而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韩国、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例如，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高达123.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人口按14.6亿计算，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人均GDP的80%⑸。

但是，在该书出版的当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分析和预测遭到学界和舆论界的很多质疑，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的奇迹”为时过早，而且，多数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许多体制的扭曲，中国的转型并未按当时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最优转型路径，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种扭曲，而是采取了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因此，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即使能一时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必然要为这种体制的扭曲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可避免⑹。

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一放缓，中国崩溃论就此起彼伏，不过，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我们的预测所以准确，是根据对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的本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所做的分析取得的。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要有竞争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必须在国际上处于最低水平，这种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所在的产业和所用于生产的技术，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则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后者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的前沿，其创新和升级都有赖于自己的发明，成本高、风险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都处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前沿的内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可以用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发达国家。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则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大的剩余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产业、技术需要随之升级，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不断地为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则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较好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我们认为只要在转型过程中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并按本书的分析中所倡导的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技术创造条件，并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以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就有可能按照前述的预测来前进，从而保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人类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由强至衰、再由衰至强的奇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基本按照这本书所分析的路径进行，增长的绩效也如这本书的预期。

鉴于这本书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发展战略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把书名定为《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落实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国几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既是中国执政者和全体居民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国外人士的好奇心所在。

现在重印这本书⑺，又恰逢其出版20周年，我们以此长序回顾这本书20年前的出书背景、出书当时和其后的各种争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希望对冀图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本质，以及中国转型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的各界人士能有所帮助，并以此推动我国的理论创新，贡献于我国的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发展。

为什么写《中国的奇迹》?

我们三人对于这本书所关心的内容的研究，始于1988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5%。

面对高通货膨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资、砍项目来抑制需求。这种措施造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的10年间中国政府却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显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绩效，可见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面对高通胀做出那样的选择必然有其道理，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

究其原因，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前提下的，而转型中的国家并不存在完善的市场，在转型经济中微观决策者的行为约束和选择，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决策者。

我们在参与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则使这种“活乱”循环现象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不抛弃完善市场的前提，并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上进行探讨，就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对策。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内因，并逐步拓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领域。

社会主义革命建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前的30年，中国一直冀图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世界上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但是，这些现代化的大产业资本很密集，违反了当时中国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基本国情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把那些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中国采取了在宏观上扭曲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在中观上以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在微观上不给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中经营主体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同大多数努力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虽然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产业，能够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试爆原子弹、70年代就卫星上天，但经济发展绩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长期难于提高，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我国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体的做法是：从着眼于提高农民工人积极性的微观经营机制着手，在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取代农业集体经营、在工业上实行放权让利，将被旧体制压抑的数亿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并实行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除继续给予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外，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进入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