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如何正确认识在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上的争议

所谓发展中国家，是指那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尽管如此，无论从国际通行的各项人均发展指标看，还是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状况看，中国无疑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为什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近年来竟然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经常有一些组织和个人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提出疑问，甚至要求中国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承担国际责任？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有人也提出要“摘掉中国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帽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要正面阐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也要认真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会成为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做出有理有据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误解,也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自身的国情特点，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权利平等意识缺失使一些人有意无意忽视中国各项人均水平依然较低的客观现实

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主要不是看其经济总量的大小，而是要看其人均水平的高低。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增长，至2010年中国GDP达到了约5.9万亿美元的水平。如果仅从经济总规模看，的确不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但如果用中国13亿人口一除，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显示出巨大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特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生产水平看，200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744美元，不到世界平均（8594美元）的一半，只排在世界第106位，不到美国（4.6万美元）、日本（3.9万美元）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从消费水平来看，2009年中国人均消费为1306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5093美元）的1/3，仅为美国（32821美元）的4%和日本（23681美元）的5.5%。从人均实物量消费看，2007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2332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少514度，五个中国人消费的总电量没有一个美国人（1.3万度）消耗的多；2007年美国和日本每千人拥有汽车分别为820和595辆，世界平均每千人拥有汽车也达182辆，但到2009年中国每千人只拥有汽车49辆。

恩格尔系数是公认的能够综合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这个指标越高，表明生活水平越低，反之亦然。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见附表1），这说明中国人还需要用较大比重的支出来满足吃饭穿衣等基本需要，而用于文化消费、卫生保健消费和休闲旅游消费等方面的支出比重比发达国家低的多。即使是从享受干净水的人口比例这一基本生活指标看，中国89%的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相去较远，也低于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见附表1）。从生活水平看，毫无疑问，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人均指标更能反映一国民众真实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为什么某些西方人士对此似乎视而不见，而热衷于在总量规模上做文章呢？

首先，在这些人士的潜意识里，每一个中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或关注的。他们经常谈人权问题，但更多地将其作为政治工具进行宣传或攻击，服务于某种利益需要。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是由构成13亿多人口的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来体现的。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应该不会忽略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状态的人均指标，也不大可能不顾人均指标，仅凭总量指标就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

其次，这些人士或明或暗地认为，受世界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能也不应该享受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的一番言论，就典型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心态。他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在这样的语境中，世界上的人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他们居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富裕生活，可以高消费甚至高浪费的方式过好日子；另一部分人，他们居住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其人均消费水平不及美国的百分之四，即使他们有机会通过发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应该有此追求，因为要避免“人类的悲剧和灾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平等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在这里已经全然不见了。权利平等已经被那种生之俱来的西方优越感所替代。

面对日趋加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加上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不仅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后起国家同样也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所谓“增长极限”并不存在。最为重要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分享人类文明成果、追求幸福生活上，与发达国家拥有平等的权利；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特别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同样需要改变其过度消费乃至浪费的生活和增长模式。在这方面，责任的分配同样要基于权利平等原则。例如，在气候问题上，应当坚持“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权相等”的公平分配原则，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的根本所在。

中国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被外界充分了解和重视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较为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较小，窥一城一地之斑，可识全国之豹。而中国仍处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的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较大，有些方面的差距甚至还在扩大，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设施、某些富裕人群的一掷千金，很容易让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士产生误解，以局部现象推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

在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大都市，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欧式风格的豪华别墅、高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CBD）乃至拥堵繁忙的城市交通，都使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士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容易使他们产生中国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错觉。事实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不是表现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是表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享受着大体相同的生活水平，有些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城市居民；而且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大多数居民居住在城市，因此城市本身可以基本反映发达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而在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去甚远。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都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城乡家用电器拥有量差距明显，如在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上城市是农村的1.25倍。同时，与城镇相比，中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都较低：农村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不到城镇的三分之一，人均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不到城镇的六分之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较低，目前只有47.5%，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有着3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当来华的外国朋友在五星级酒店品咖啡、在写字楼开视频会时，他们大概很难想象在离市中心不算太远的农村地区，一些村民尚缺少像样的家具和电器，甚至还面临着行路难、饮水难之类的问题。

在中国居住、工作或游览的外国朋友，也经常到中国各地游览名胜古迹，旅途中乘坐的是风驰电掣般的动车组，看到的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也堪比迪斯尼乐园。这些都使他们难以感觉到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但事实上这样的差距还相当大。美国最富的州与最穷的州的人均GDP之比为5.2，日本的相应比值为2.8，中国的相应比值为7.6。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美国最发达的州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是最落后的州的1.6倍，日本的相应值为0.6，而中国的相应值则高达3.5。在居民消费方面，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西部地区的2.3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省区之间，也表现在同一省区内部，即便是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江苏等地，在珠三角和粤北、苏南和苏北之间，其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的差距都在2-4倍。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长迅速。根据2010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欧美高档商店里中国人的出手大方，使一些外国人也为之侧目。其实，这并非中国成为富国的标志，一定意义上正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佐证。根据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排在报告所列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的第92位，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系数水平大多保持在0.25-0.35之间。从贫困人口的数量来看，以中国自身的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1196元）衡量，2009年中国仍有3600万贫困人口；以联合国（每人日均消费1美元/天）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尚有1.5亿；以世界银行的标准（每人日均生活费1.25美元/天）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达到2.54亿。事实上，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巴西）的标准。而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还会大幅度增加。

一些外国人士对中国发展阶段的误解，与中国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状况有很大关系。大多数来华的外国人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较短，所居之处多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所交之人多为社会精英人士。由于视野和语言的限制，中国城乡、区域与阶层之间的差距越大，外国人对中国全面认识的难度就越高，对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产生误解的可能性也越大。

出口规模与结构使一些非专业人士高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历史上制成品出口大国均是发达经济体。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后，一些不了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新变化的非专业人士，往往会高估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2009年中国出口额达1.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6%。2010年这一比重超过10%。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第一出口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从终端切入，参与全球特别是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出口多为最终产品，其中包含着相当高比例的进口零部件的价值。如果扣除这些价值，仅在国内形成的增加值规模将会显著小于出口总量规模。当然，如果按人均出口金额计算，中国的水平也会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中国的外贸产品结构也容易令人产生误判。在中国的出口中，95%是制成品，超过30%是高新技术产品，这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类似。然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制成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的增值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活动，这与发达国家主要开展技术与知识密集的高附加价值增值活动有着明显差别。2009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550美元，远低于日本（8272美元）、德国（6926美元）、美国（5667美元）。《纽约时报》曾对美国苹果公司一台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手机的价值链进行了解剖：苹果公司需要支付约187美元给韩国、德国、日本等企业购买芯片；而在把来自韩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100多种配件组装之后，富士康的工人们只能得到6.54美元的酬劳。

中国出口产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最终产品比重高、消费品比重高，这给进口国消费者带来严重的视觉冲击，也容易使普通人误把中国当成发达国家。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萨拉・邦焦耳尼在《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一书中感叹说：“美国的圣诞节简直成了中国人制造出来的节日”，在她2004年收到的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就达25件。从时尚运动鞋到新款笔记本电脑，从常用的衣裤帽到高档手提袋，“中国制造”似乎无所不在。其实，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产品中，包含着大量源于其他国家的高附加价值的零部件。如果严格按照原产地规则管理，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难以达到“中国制造”的增值比例。然而，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国际分工深化，使很多产品难以用传统的原产地规则来衡量，只好将中国这个最后组装地作为其原产地。

西方民众很容易感受“中国制造”对其生活的影响，但不易觉察中国在服务贸易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劣势。从全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