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登峤 夏昀：推进国企改革正当其时

我国的国有企业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经历了曲折和漫长的改革过程。无数的艰辛和困难锻炼了中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当今世界的范围内堪称一道难解的课题，进行这样的改革既是改造中国、发展中国而作的一种奋斗，也是为世界人类争取光明和进步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一、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回顾和思考

上世纪90年代末，朱基总理锐意改革，是大力推动我国“国退民进”的主要推手。无庸讳言，当时正值改革兴起的初期，其时的改革方略显然是不完善的。可以说，当时的社会既显露了积极兴奋的气氛，又充满了幼稚盲动的激情，所以，改革的过程里利弊互见，人们的意见在这样的环境下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议论既久，自然产生了影响历史进程并载入史册的‘郎顾之争’。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鬼使神差般地逆转了“国退民进”的走势。从此，一股“国进民退”的风潮席卷而至，一直到现在。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企业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纠结的。可以说，这是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激烈变动的过程。伴随这个过程的也是复杂的社会思想政治博弈的过程。将来的人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定有无限的感慨。

其功过是非现在现阶段真是难于评说。因为对于推动和引起了企业格局激烈变动的主导者来说，他们最初的动机和准备的过程也许并不充分，他们在追求改革的热情的冲动中，‘大刀阔斧’地作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他们对于后来发生的那样变动甚至可能始料不及。回顾那些风谲云诡的过程，现在的人们只能感慨万千。

设想一下，设若在朱基领导“国退民进”的那些岁月中，如有比较成熟的“顶层设计”，也许不会产生后来的被非议的顾雏军式的并购事件。当然假想不能代替现实。现在来看，哪些改革的样式的某些方面的确不有失偏颇。那是一些在不成熟的改革思路中采取的做法，现在我们只能在回顾的时候把那些做法当成教训（其中的一些当事者已经受到了历史的惩戒，顾雏军就是其中一个令人惋惜的人物）。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已经发生并已过去的这些事，的确需要认真思考其中的利弊得失。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前面的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也为后来的探索者免去许多的‘摸着石头过河’得既费力又费时的过程。当我们在前进的途中不应忘记他们提供的成果。

假如没有郎咸平先生的那篇《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惊世之作，还不能预计中国的企业改革会在什么方向上发展。可以设想一下，国有企业如在原有的轨道上不加阻障地前行，一定与现在状况有很大的差别。相比之下一定会形成巨大的反差。甚至可以说，后果可能会是令人惊异不已的。

那时的国人好像一下子惊醒了，陷入狂热的国企改革中的参与者，又重新思考自己改革的方法。各自思索的结果出现了不同的方式。

那个事件以后一直发展到现在的情况，又经历了长时间的实践，又有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这一过程才是我们现在必须认真思考和总结的。因为其中又出现了一些不不符合发展规律的情节，有的甚至积重难返。客观地说，后来的实践也有很多不尽人意的过程，这更是需要认真研究和策划出新的措施，才能走上新的发展轨道。

这些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过程。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人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懂得了在进行具体的运作时要善于积累有效的方法；也知道了在中国这个‘特色’的国度里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事业，要有经过反复试验的‘摸着石头过河’后再进行‘顶层设计’的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发明。这些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困苦，才找到的这样宝贵的经验。这是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积累的成果。这一切为其他的改革项目的再起步，积累并建成了宝贵的资源智库，相信将来的改革定会在理论的指引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成功的把握会越来越大。

现在，如果来做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比较当年，已有了许多可靠和新鲜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精心设计所形成的方案，必定会更加丰满和成熟。这是进入深水区的社会改革和国企改革所需要的。那么，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为了吸取过去的教训，必须进行精细的研究，制定出适用和操作性强的方案，再循序渐进的推进。这样或许才会取得人类历史上改造国有企业辉煌业绩先例的伟大成果。在中国，这是前无古人的功业。对世界，也是一件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

可以这么说，国企改革必须符合历史的规律和民众的要求，这种要求既是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也是人们实际的物质需要。在不顾事物发展渐进规律和盲目改革的过程里，一些不好的方案，在人心自私的物欲里，往往就显现出来。所谓‘经营者持大股’和‘管理层收购’从某种程度上来考量，当时在一些人的身上就有不少这种私欲的表现，何况，在‘顶层设计’尚未被人们认识的时候，这种‘经营者持大股’和‘管理层收购’并没有做合理的制度安排，其所产生的社会印象不少是负面的。这一点要清醒地客观地看待，否则，就不能认识和正确看待前期改革过程里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但是从长远地目光来观察，随着顶层设计的逐步成熟和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善，当其再次出现的时候会产生出乎人们预料的作用的是肯定的。须知，世界上并没有一成不变和第一次的实践就会有完美结果的先例。

二、‘郎顾之争’前后的‘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及其利弊

“郎顾之争”的那个时段，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环境，急于进行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的社会心理已经形成。当时如何改革的方略尚未建立。两种矛盾状态尖锐对峙。所以只能这样评价---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这一阶段的状态是耐人寻味的。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经济运作的人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政府官员，有投机家。政府官员打着政府的幌子与经济投机家们进行讨价还价，都是从各自的利益立场出发，进行明里、暗里的交易。有不少的人在其中钻空子。同时，还存在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划分的的现实，在规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改革，也免不了会出现投机和相互博弈的行为。不少的人利用改革时期的不成熟机制，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在这样的情势下进行博弈的双方存在风险是必然的。顾雏军就是一个例子。那些以政府官员的面孔出现，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在遇到风险的时候，有的抽身而退，有的因操作中的违法行为遭到追究，但有些人从中获利成了资本权贵。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郎顾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行进方向。从2005年开始，国企改革的方向由‘抓大放小’、‘放开竞争’变成了国企‘做大做强’，最终导致了国进民退，国企的规模越来越大，垄断地位越来越强。一些专家在谈及这个话题时说，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由于缺乏完善的条件和步伐过大，确实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国有资产流失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这个结论应该说是客观的。

这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后来为因应错综复杂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形势，又发生了更大面积的、更复杂的改变，其中，有很多的，只是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的回复。这是这个过程里的不和谐的的一面。

后来的改革，在不明确的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建立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发生的结果很多地方不能尽如人意。各级政府陆陆续续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周而复始的国有企业在新一轮的运作中复活，经历了一个重复的过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收效甚微。这些与企业改革的宗旨又一次背离，政企分开的设想不但没有实现，国有企业的块头却越来越大。这与原来的构想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

这种‘国进民退’后果所造成的局面，客观地讲利弊互见。但是，弊大于利。

一方面对克服盲目改革中的弊病有其适用的一些方面，一些专家这样评论，成立了国资委，‘有人管比没有人管有其有利的’。从实际的来看，当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管，而是不会管，没有管好罢了。但是，其产生的副作用却不可小觑（下面第三个问题对此作专题的论述）。因为在“国进民退”中，国有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管理模式、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如何在这些已经发生了改变的基础上的改革，操作可能会更加困难。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但改革是在所难免的。国有企业经过了反复多年的变革过程，社会认识的成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要求改革国企的呼声很高，这个呼声来自各个方面。包括一直工作在国企改革第一线的政府官员、从事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志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企业家。时机已成熟，改革的局面正在形成。意图阻止其进程的顽固的左派势力难以逆转这一趋势。现在关键是要搞好顶层设计。这是进行这一轮政改的关键。这也是接受第一轮政府改革时对国家机构的设计不尽恰当、尤其是对国企领导管理机构设计失当的教训的重点所在。

总结这些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关键要做好新的改革设计，不能再重蹈覆辙。现在的条件已逐渐成熟。相信只要精心操作，胜算是有把握的。

三、为什么说下一步改革的操作有可能会更加困难？

下面分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了解下列几个方面的情况，对预先了解事情的原由、并制定下一阶段的应对之策、针对具体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有好处。

1、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已至‘深水区’，改革内容更深刻，体制安排更复杂。

不要指望改革的形势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理想主义的看待中国的改革是不现实的。中国太大了，历史太长了，经历太复杂了，改革必然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重要，搞好中国的改革就是对世界人类作出的最大的贡献，所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前面已经进行了的改革过程给了国人许多宝贵的智慧和经验：‘国进民退’给了我们警醒，他告诉我们：‘不要在泼水时连同婴儿一起泼掉’，国企改革‘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至少是搭建了基础性的法律框架。这样的思路是好的，缺少的是没有经验和‘顶层设计’。重庆的事件也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说明了改革中充满了变数和风险，不能忘记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鬼蜮伎俩。在改革的过程里时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调整我们的策略，才能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的是世间万物的相互转化的运行规律-----彼此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交替取代的状态。利与害之间也存在这种相互之间交互取代的关系。害兮利所倚，利兮害所伏。有一利就有一弊，有一失就有一得。这都要靠改革者的智慧来认识和引导。把‘祸’引向‘福’，把‘害’导向‘利’，这才是人间的正道。改革的阶段，多元的社会心理，导致产生了复杂的改革态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发端的国企改革，政府虽然同时也进行了诸如‘国退民进’一些良性的制度设计，但是，因为没有先例和操作经验，实施中也出现了不少的弊端，比如，一度也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浊流。在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中，这是难免的缺失，从中汲取经验，就会产生良性的效应。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在这个“国退民进”过程里社会公众心理还产生了对“公有制”的负面认识。客观的来看，大众的社会心理的认识，也确实有排斥“公有制”的心态，这本是一种应运而生的自然现象，也是人们在过去极左的年代里长期积累的怨气，实际上来说并不是洪水猛兽似的可怕，因为人的意识里想到的东西，不一定会变成现实，即使出现偏差，也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得到纠正。可是对此种自然现象，却让固有的左视人群引起警觉和极大的恐慌。感到“公有制”的危机来临了，于是惊恐之至。进而对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国进民退”的现象。恶劣的报复性反弹的局面呈现了，比起“国退民进”的时候，规模更加广大。来势更加激烈，于是就产生了如吴敬琏先生所指的“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这种模式实际是一种蕴含着复辟‘计划经济’危机的生产关系的雏形。最终会走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末路穷途。所以，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在复杂的情势下此起彼伏，在社会大众的心里，对这种模式的看法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其实，现在的社会中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起毛泽东主政时期要富裕很多倍，言论的自由度也宽松得多。但是，在新的社会政治情势面前，民意中反而会产生出这种更加激烈的对抗情绪。这不得不引起执政层的深思。这抑或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也许是一种幼稚的群体性逆反心理，对此要引起更加深层的思考是必要的！王岐山先生最近提倡读早期法国理论家政治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篇著作，是我们联想起，